声如洪钟、亲切真诚，是王德炳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王教授、王主任、王校长、王书记……在众多的称谓中，老先生却独爱别人称呼他王大夫、王老师。作为北医进入首批高校“211工程”以及北医、北大两校合并的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故事朴实而又精彩。

王德炳近照

一、求学

1937年，王德炳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的一个中医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中医。据家谱记载，他所在的王岗村原名王毓?村，而王毓?正是王德炳的曾祖父。

出生于中医世家的王德炳从小就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父亲给王德炳找了一位老先生，教他读《论语》《孟子》等经典。从这些经典中，王德炳逐渐确定了自己安生立命的行为准则。如《论语》开篇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如《送东阳马生序》，王德炳至今能够全文记诵，“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载”。年少的王德炳懵懵懂懂地学习这些经典，并在日后岁月的风雨洗礼中逐渐萃取升华，成为他人生与治学的体悟。

1949年，王德炳小学毕业，考入方城县初级中学。1952年，初中毕业后，王德炳考上了南阳中学。南阳中学创办于1903年，原为“宛南中学堂”，是历史悠久、享誉中原的省重点中学。当时的南阳中学汇聚了一批名师，包括闻名的“三亭”――段雅亭、米至亭、胡耀庭。上学期间，王德炳需要早上6点起来出早操，7点早自习。上课时，老师提问，学生需要拿出记分册，而且需要离开座位走到前面回答问题。当时的学校条件也非常艰苦，没有电灯、餐厅、自来水，吃饭都是露天解决，逢雨雪天气就端着饭碗到教室里。特别难忘的是，当时南阳市离方城县有120里路，王德炳一个学期只能回家一次。每逢假期结束返校，王德炳需要清晨4点起床，5点就需要摸黑赶路，至深夜，王德炳才能够回到学校。正是这样艰苦条件的不断磨砺，培养了王德炳克服万难、奋发图强的顽强意志。

1955年，王德炳考入北京医学院。当时河南省报考北医的有3000余人，最后只录取10人，而南阳中学考上医疗系的也就王德炳一人。回忆往昔峥嵘岁月，王德炳至今仍激动不已：“进入北京医学院这座著名的高等医学学府，这巨大的跨越真是做梦也难以想象的，这是我人生的新起点，是点燃我未来生命之光的火种。”

北京医学院当时汇聚了一批名师，如臧玉诠、马文昭、沈隽淇、王志均、刘曾复、林振纲、刘思职等，这些老师潜心治学、悉心教导，给王德炳留下了深刻印象。生理系王志均教授喜欢上课时候放些科学纪录片，这在当时是非常新奇的。王志均总是喜欢手里拿个小电筒，讲课的时候用它来指点，类似现在红外线笔的功能。医学院的教学考核非常严格，提出培养学生要“三基”“三严”，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严格、严肃、严谨。学生缺一堂实习课，都必须补，否则就不能参加考试。平常考核不合格也不行，比如组织胚胎课需要学生自己画人体的某个器官，完成后交给老师，算作一个实习报告。最终的考试是口试。口试时，三个老师考一个学生，现场一问一答，根本不知道谁会提问什么，完全没有作弊的可能。第一次解剖课考试给王德炳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夏家骝、苏醒和李学愚是当时他的三位主考老师。考试题是肝的解剖及血液循环。答题后，苏醒教授提问了一个重要而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为什么医生检查病人要站在右侧？”正是这样细致而严格的教育与考核培养了他扎实的基本功与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习惯。

1958年10月，王德炳开始临床实习。原来240人的大班这时候被分成甲、乙两个班。甲班100多位同学被安排在人民医院，王德炳是甲班班长。为了让学生尽快掌握知识，医院采取了“单科独进”的教学方法。比如，先从内科开始，固定几个月时间内都学习内科；然后，再换到外科，同样固定学习几个月；之后是妇产科、儿科等等。这种集中学习的方法，与临床结合紧密，便于系统掌握知识。临床实习是非常辛苦的，人民医院要求学生自己做血尿便三大常规化验（而现实中这些工作都是由化验员完成的），每个实习生要管四五位病人，还需要24小时内完成大病例，病例书写要求非常严格规范。虽然这种对病人的管理和直接接触非常辛苦，但是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王德炳的综合能力素质逐渐得到提高，使他增强了对病人的责任感和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王德炳在人民医院实习合影（前排左三）

二、历练

学了五年医学专业，王德炳打算同父亲一样治病救人。然而，当时国家面临一些新形势和新问题，其他领域也同时需要王德炳。

1960年，全国“立大志，起宏图，攀高峰，走上世界科学技术前列”。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要加强基础学科理论研究，要加强高校科技队伍培养、开设新专业。根据国家的战略部署，北京医学院增设了物理、生物、生物物理、化学等十个新专业，并抽调了200多名应届优秀毕业生作为新专业的预备师资。一毕业，王德炳就成为了新专业预备师资队伍中的一员，被调去生物物理专业。生物物理专业是生物医学和物理学的结合，是交叉学科、尖端专业，在当时也是机密专业。

在当时的条件下，建立生物物理新专业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对王德炳个人来说，主要是专业知识方面的挑战。五年大学课程里，数学基本上没有学习，物理学得也非常少。因此，工作过程中，王德炳只能边干边学，看书、查文献、做实验、搞翻译，还要补习数学和物理学。在当时，北医是国内率先开展生物物理研究的，不仅是北医没有专业人员，在整个中国都没有生物物理专业，甚至欧美国家也不都开设这个专业。而且国外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特别紧，虽然前苏联有生物物理专业，但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科研过程中，要么没有图纸，要么没有材料，这些问题全都需要依靠自己解决，科研难度很大。可是，敢想敢干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典型特点。王德炳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畏难情绪，大家边干边学、边学边干。

在生物物理专业的探索性教学研究过程中，王德炳也在不停地反思。王德炳认为，一个人、一个国家要强、要有骨气，这是一种好品质，能够使人百折不饶、勇往直前；但是，独立自强却不意味着要独立于世界之外，人类要进步发展，就需要前人、他人的知识和经验。

三年自然灾害以后，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学校经过再三研究，决定取消生物物理专业，仅保留生物物理教研室。王德炳、程伯基等留在了生物物理教研室，钟南山、周爱儒等去了生物化学，王燕农、阚秀等去了病理学。

生物物理学虽然不是王德炳以后的主要发展方向，但是这一时期当助教、带学生、讲授课程、补习数学物理、自学外语，却为王德炳之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拓宽了科研思路。

1972年5月，经学校批准，王德炳回到人民医院当医生。王德炳非常兴奋，他终于可以回到熟悉的老师中间，重新操持祖辈们曾经奉献过的志业。然而，此时的王德炳已经离开医院十余年了，一切都还需要从头开始。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如果想从事临床，就必须从住院医师开始干起。而王德炳毕业后就转了方向，要重新当医生，他就需要从零开始，回到大学毕业后的起点上，去完成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的训练。

1972到1975年三年住院医师的训练是异常艰辛的。王德炳需要一个月值五个夜班，夜班需要负责三个病房。当时他负责1病房、4病房和9病房。三个病房的重病号有事情都要找王德炳。一夜之中有时需要抢救好几个病人，非常辛苦。王德炳不仅需要帮助救助病人，还需要自己负责把不幸亡故的病人尸体抬出去。只有经过严格的优秀住院医师训练才可以担任住院总医师。虽然离开本专业有十年之久，但因王德炳有扎实的医学功底和生物物理的基础，再加上他工作勤奋努力、肯于吃苦，进步也比较快。所以到1975年上半年，他便开始做住院总医师。

住院总医师任务重，要处理急诊留下观察的病人，还要到其他病房会诊。住院抢救处理也是住院总医师工作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时有一个病人体温在37度，但已经神志不清，上级大夫说可能是因精神刺激引起的癔症。虽然听上级大夫这样讲，王德炳感觉还是有一些担心，没敢放走病人。经过再次检查，病人体温升高至38度并且白细胞偏高。当时没有超声波检查手段，通过给病人做“腰穿”，王德炳发现大量血性分泌物并确诊为珠网膜下腔出血，病情危急，于是他迅速安排病人住院抢救。如果当时只是按照癔症进行处理而未进行再次检查，那么病人会面临极大生命危险。这段经历不断警醒他判断病人病情要慎重地进行密切观察，切忌片面性与主观臆断。

王德炳坦言，从住院医师到住院总医师阶段是他工作生活中最艰苦的时期，也是他业务进步最快的阶段。那一时期，王德炳拼命地看书学习，虚心地向老师请教。他利用在临床第一线的机会，特别是在危重病人的抢救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并不断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他日后进一步发展作了知识和能力上的储备。王德炳认为，“无论做什么，应该从基层做起，从基础的工作做起，扎扎实实，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要惧怕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千锤百炼才能成钢”。

1975年6月，王德炳结束了住院总医师阶段。同年底，王德炳被提升为内科副主任，成为医院内科班子的最年轻的力量。当时内科主任是王树桐教授，副主任是黄大有教授。王树桐和黄大有都是知名的内科专家。

三、医道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大地震震惊了世界。北京震感非常明显，王德炳在熟睡中被剧烈的晃动惊醒，第一个念头就是马上到医院。对于一个医生来讲，灾难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很快，一个由王德炳担任队长兼支部书记，30余名大夫和护士组成的抗震医疗队迅速到位。卫生部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是去天津宁河县卢台地区，当地90%以上的房屋倒塌，灾情极为严重。王德炳奔赴救灾现场，家里的两个孩子就自然落在了爱人肖十力的肩上。当时王德炳的儿子才四岁，爱人肖十力又是积水潭医院副院长，要负责医院地震指挥部工作。没有人照顾孩子，王德炳的爱人只好白天把孩子送托儿所，晚上接回积水潭医院抗震指挥部。

在前往灾区的路上，王德炳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险境。当时王德炳率领的救援队由两部分组成，一辆车载着医疗救护队员，另一辆车载着抗震物资和备用的干粮。经过一座桥时，王德炳所在的第一辆车刚过去，桥突然发生坍塌，第二辆车无法到达指定地点，只得改道唐山玉田县进行救援。由于没有大的手术器械，王德炳的救援队第一周工作起来非常困难，只能使用随身携带的药品、器械、帐篷和担架。面对如此严峻的灾情，这些物资显然是不够的。王德炳日后回忆此事时仍然心有余悸：“如果我所乘的汽车行进在桥中央时出现坍塌，岂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没有机会为抗震救灾作贡献了？”

到达天津宁河县已是深夜11点左右，灾情紧急，即使已经连续48小时没有吃任何东西，王德炳还是带领大家马上投入了紧张的救治工作。看到眼前的废墟、尸体，王德炳的心情无比沉重。由于天气炎热，且伤者太多忙不过来，大家已经顾不上什么“无菌操作”“文明行医”了，副队长吕厚山甚至光着膀子干。大家这时候心里都只有一个想法――人命至重，多救一个是一个！

作为队长，王德炳不仅要救治伤员，还要照顾自己的队员。灾区自来水系统被破坏，河水也都被尸体和坍塌物等污染了，所有的东西都被压到地下。灾区的第一顿饭是没有发面起子的死面花卷。王德炳组织大家在河边挖了一个坑，把水过滤一下，刷牙、洗脸就用坑里的水将就，还搭起了两个帐篷用于晚上睡觉。在余震不断的灾区，为了防止夜里发生意外，王德炳和岁数大一些的同志睡在中间，将贴近出口相对安全的地方留给年轻的同志。在王德炳的带领下，救援队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白天抢救病人、巡回医疗，晚上唱革命歌曲给自己鼓劲。大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定要都安全地回来，一个都不能少。”

抗震救灾工作结束后，王德炳率领的医疗队被评为先进集体。他回忆说：“地震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个很大的锻炼，地震带来的灾难令人恐惧。灾难面前，生死考验，退缩、回避，还是克服困难、履行职责、勇往直前，我选择后者。特殊时期，作为党员、科室领导，特别是作为医生，救治灾区伤员是应尽的职责。”

为医护工作者作讲解

1981年，人民医院成立了血液病研究所，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陆道培担任所长，时任人民医院副院长的王德炳担任支部书记。当时，血液病研究所团体完成了亚洲第一例异基因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最重要的阶段是植入前这一段时间，由于经过全身照射，大剂量化疗预处理，患者的白细胞、血小板都很低，如果这个期间稍微出现意外，不及时输入新鲜的白细胞和血小板，病人就有可能失去生命，于是需要进行当时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成分输血。当时这项技术还不成熟，有一定的危险性。成分输血与平时献血时抽取200ml的方式不同，而是从2000ml血液中提取白细胞和血小板输给病人后，再将血液的剩余部分回输。为了争取更大的成功机率，王德炳主动提出自己为病人进行成分输血。手术结束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匆匆吃过午饭后，王德炳又坚持主持了黄大有教授的讲座。

为避免家人担心，给患者成分输血的事情王德炳没有提前告诉家人。当日下班回家后，王德炳的爱人看到他脸色苍白，还以为他生病了。在爱人追问下，他才忍不住激动地告诉她自己的团队完成了我国首例异基因骨髓移植，为了保证患者安全，自己给患者进行了成分输血。

后来每年春节、中秋节，已经复原的患者（从手术到现在，已经过去35年了）都会到王德炳家中探望，感谢他给予自己第二次生命。谈到这里，年近耄耋的王德炳神采奕奕，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对于一名好医师，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治病救人就是他最快乐的事情。

四、育人

1987年，王德炳被任命为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之后，1989年王德炳开始担任北京医科大学常务副校长，1991年他又担任北京医科大学校长。无论身处什么岗位，他始终坚持教书育人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质量是评估一个学校的重要指标，并积极推动教学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医学教学方法一直是一般基础、医学基础、临床的“三段式”教学，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基础与临床的脱节。20世纪50年代起，国外的医学教育开始施行一种“基于问题式学习”的PBL教学方法，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新途径”教学法是其中的典型。该方法以问题为中心，以病例为基础的讨论式的小班教学模式，具有“三段式”教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研究的积极性。但由于当时国内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PBL教学很难推动下去。

为了推进教学改革，王德炳专程前往哈佛大学医学院考察，参观图书馆、引进教材，还直接参与课程的小组讨论。回国后他积极克服教学经费不足、教学设备落后、参考资料不全、信息化程度低等诸多困难，致力于PBL教学方法的推广和应用。目前，北京大学医学部与台湾大学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一道，成为PBL教学试点医学院。

医学教育分为学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三个阶段，其中毕业后教育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对这一阶段的教育重视程度严重不足。为推动医学教育向终身教育的方向发展，为国内的临床医学培养专家人才，王德炳积极倡导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1991年，学校成立了住院医师培训委员会，王德炳任主任。培训委员会确立了以提高临床师资队伍素质，为临床医、教、研服务为目的的基本思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将临床研究生和住院医师培训结合在一起，使优秀的住院医师经过考试、论文答辩可获得临床医学博士，调动了住院医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实现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七年制临床医学生、住院医师和进修医师的“四轨合一”，成效显著。1999年，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邮电医院、铁路总医院、积水潭医院、民航总医院以及721医院等医院的住院医师完全纳入北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王德炳主编的《北京医科大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被部分省市高校所引用或参照，成为相关领域的重要教材。

在北医做校长期间，王德炳不仅关注学校的发展，也一直在思考大学的附属医院建设问题。1998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加强对医院的管理，北医成立了医院管理委员会，决定将所有附属医院的重大问题均交医院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王德炳担任委员会主任。

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附属医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教学医院的医科大学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在王德炳的推动下，北医陆续扩增了教学医院：1994年增加了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医院、1995年增加了燕山石化总医院、1996年增加了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心医院、1997年增加了中国民用航空总医院、1998年增加了北京海淀医院等等。由于医学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具有连续性和实践性，王德炳坚持学生们至少要有一半的时间在医院实习。

谈到医、教、研之间的关系，王德炳深有体会，医疗是基础，教学相长。在教学和科研上要全校一盘棋，形成医、教、学良性循环，才能促进业务骨干队伍的建设。附属医院之所以是大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在于它的医疗服务，同时它也是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基地，不可或缺。大学和附属医院要相辅相成，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为学生颁授学位

五、使命

《北京大学章程》的开篇写道：“（北京大学）2000年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北京大学。” 两校合并是“载入历史的大事件”，而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和主要推动者就是王德炳。

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两校历史渊源颇深。早在1946年，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时，当时被编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6分班”的北医大，在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主持下，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时，两校又走向分离。

谈及两校合并，向来坚持医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王德炳知道，与北大合并能为学生带来裨益。他希望自己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成为真正有修养、懂关怀的医师，能成为具有人文素质、社科素养和自然科学基础扎实的未来学术带头人，而不仅仅是技术过硬的医匠。北大学生的开阔眼界和北医学生的勤奋务实，正好可以在两校的合并中达到最好的结合。他也知道，合并之后多学科结合碰撞产生的能量，将为北医创造出更大的发展潜力。

1994年4月23日，时任北京医科大学校长的王德炳在校长办公会上正式提出了要与北京大学联合办学，让北医七年制学生在北大学习，提升基础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素养。5月，卫生部陈敏章部长约见王德炳和北医常务副校长程伯基时，提出北医的出路就是要和北大联合办学，甚至合并。

1995年2月28日，北京大学、北医联合办学协议正式签署，两校将以“共商、共享、共建”的形式，进行全面合作。同年10月25日，王德炳提出建立北京大学医学中心的思路。在双方的逐步推进下，1996年6月12日医学中心正式成立，由王德炳担任中心主任。这是两校联合办学中的重要一步。从9月开始，北医第一批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士、硕士连读班新生进入北京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基础课程学习。同时，两校开展研究生互选课程和教授互聘。

1998年2月9日，两校联合工作小组在北大召开第一次会议，详细讨论了《关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联合组建新的北京大学的请示》。1998年11月20日，由陈佳洱担任组长、王德炳担任副组长的两校合并筹备小组正式组建。12月，国家卫生部为合并一事也组成了考察小组，赴美考察综合性大学及其医学院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王德炳也在考察队伍当中。

通过实践工作以及交流考察，王德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必须要有医学院。同时，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体制启示他和北医的同仁们：在合并时建立医学部，对外要有相对独立性。后来的事实证明，北医当时的坚持造就了今日北大整体和医学部的共赢双生。

2000年4月3日，北大、北医合并仪式在办公楼礼堂正式举行。王德炳坐在主席台上，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会上，王德炳激动地表示：“1960年从北医医疗系毕业后，我一直在临床一线做一名医生和教师，尽管从1991、1993年起先后担任北京医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职务，但这毕竟只是在相对比较单一的学校工作，有许多同志的帮助，与综合大学，特别是与北京大学相比，我既感到能力有限，又感到责任重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北医学习、工作、生活45年后，成为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但是不管我个人怎么样，既然党和国家把我推到这个位子上，我只有竭尽全力、虚心求教，向同志们学习，依靠领导班子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为广大师生员工服务，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新组建的北京大学的厚望。”

两校合并庆祝仪式上王德炳讲话

两校合并之后，作为新北大的第一任党委书记，王德炳致力于实现从北京医科大学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平稳过渡，加强新北大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成果之一就是医学教育长学制的确立。

确定医学教育长学制一直是王德炳思考的问题。北医和北大合并后，他认为发展医学教育长学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医学教育长学制符合医学教育自身的特点，能使优秀的医学生更受益。2001年9月起，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按照“八年一贯，本硕博融通”的原则开始实行八年制医学教育，预防医学和药学专业分别实行七年制和六年制教育。为培养医学复合型人才，王德炳特别关注加强长学制学生的社会人文和自然科学基础。2002年新生入校后，所有八年制医学生均安排在学校本部学习两年，由学校和医学部的教师共同承担基础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

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后，王德炳开始探索医学学科融入北京大学整体学科建设的问题。2001年1月，深圳市政府与北京大学签订协议，合作创办北京大学当时在国内唯一一所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直属异地校区――北京大学深圳校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开辟北京大学深圳校区，拓宽了教育渠道和发展空间，增强了科技创新能力。当时，王德炳从一个医学专家和医学教育家的视角出发，认为对于北京大学和深圳的合作发展来说，医学领域是不可或缺的。北医和北大的合并，为北京大学在深圳发展医学教育提供了可能。在王德炳的积极推动下，2000年10月，北京大学、深圳市政府、香港科技大学、深圳产学研基地等有关部门在深圳签署了关于共建“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的协议。2001年9月26日，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成立的同一天，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正式挂牌。这是我国首个以全新模式创建的，集医疗、教学、科研、产业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一体的医学中心。其所属的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北京大学深圳临床医学院也于同日正式挂牌。

两校合并以来，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初步实现了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各项工作平稳过渡，发展态势良好。考虑到时机成熟，为了尽早让年轻同志熟悉工作，2002年，王德炳三次提请辞去北大党委书记职务，最终获得中组部、教育部批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张宝庆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任免宣布大会上给予王德炳高度评价，“王德炳同志作为学校党委书记，以大局为重，积极促进北大和北医合并、实现实质性融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王德炳同志对北京大学事业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退休后的王德炳离开了学校的领导岗位，转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会长，王德炳特别关注医学教育。他结合高等医学教育发展和改革中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组织会员单位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开展协作研究。近年来，王德炳主持完成“中国医学教育管理体制和学制学位改革研究”等重大课题，对我国医学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国家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咨询和建议。王德炳坚持出版医学教育学术刊物，编辑有关高等医学教育的信息资料，参与国际医学教育与学术交流合作。退休，对于王德炳而言，不过是变了一个舞台，他对教育的热爱却始终未曾变过。2013年，王德炳被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授予“医学教育终身成就奖”。

王德炳说，父辈们对我们最基本的教育就是做人要有德行。诚实、正直、善良、有责任心，是做人的底线。做老师，要有师德，教书育人；做医生，要有医德，救死扶伤。作为医学家，王德炳始终坚持在临床一线为患者服务，承担国家重大课题，发表科研论文。作为教育家，王德炳更是坚持医学人文精神，关心如何更好地培养医学人才和领军人物。当记者问及可否为青年学子留下几句寄语时，老先生提笔，欣然写就：求真求实，为真理奋斗。真与实，是老先生的性格和人生选择的真实写照。（文/离退休工作部学生记者胡宁、赵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