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绍愚：我的自述

我是富阳人。1940年1月25日出生。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中心副主任、主任。2004年退休，但现在还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并受聘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我在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在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

首先，我要说明，我不是名人。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没有什么举世闻名的成就，只是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尽自己的能力，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而已。不是名人为什么要应邀写自述呢？一是为了感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出生在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名校，让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使我有机会亲炙几位语言学大师，得到他们的教诲和提携；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能出国见世面、开眼界。我要在这里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之情。二是为了留下一些资料，我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和我同时代的人一样，经历过不少曲折和坎坷，写下这些遭遇，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

一

我的籍贯是浙江富阳，老家是富阳大源新关村。我的高祖、曾祖都是小学教员。祖父蒋伯潜、父亲蒋祖怡都是大学教授，他们在富阳的《历史名人》中都有传。我姐姐蒋绍惠、弟弟蒋绍忠也是大学教授，妹妹蒋绍?和弟弟蒋绍心是搞科技的。我们的下一代也有人从事和教育有关的工作，已有六代人从事教育，所以，富阳市政府曾授予我家“教育世家”的称号。

我出生于1940年。不过出生地不是富阳，而是上海。那时我祖父在上海大夏大学教书，父亲在上海世界书局当编审，我家住在上海愚园路岐山村113号。著名学者钱家治先生（字均夫，是钱学森的父亲）是我祖父中学时的老师，两家关系很好，他家就住在我们隔壁。我出生不久，日军侵占上海，我祖父、父亲不愿在日本统治下做顺民，就携家离开上海，打算回到尚未沦陷的故乡富阳，然后应朱自清先生之邀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在回故乡的路上屡经惊险。在离开上海时，我祖父准备带到西南联大讲课用的《校雠目录学纂要》的书稿藏在祖母的衣袖里，到上海火车站时掉了出来，被日本宪兵看到，把我祖父和父亲抓到车站地下室关押，后经亲友营救才得释放。从杭州到富阳要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夜间从富春江边的一个铁丝网的缺口中钻过去，那时我才两岁，吓得大哭起来，喊道：“我不要钻！”我母亲赶紧把一块糖塞到我嘴里，这才没有出事。回到富阳，才知道金华和江西都已沦陷，西南道阻，去不了昆明，祖父只好写信给朱自清先生表示歉意，把一家老小安顿在富阳新关村的祖居里，祖父和父亲外出教书谋生。那时，我记得祖父和父亲寒暑假回来，祖父每天晚上给我讲孙悟空和猪八戒，讲岳飞和牛皋，我听得十分入迷。但一开学他们又走了，我还得等到下一个假期。

1945年，抗战胜利。我家从富阳回到上海，祖父任上海新陆师专中文系主任，父亲在正中书局当编审，我在新陆师专附小念了两年。1947年，我家从上海迁到杭州，祖父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父亲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我进杭州师范附小念书。初中念的是杭州初级中学，高中念的是杭州第一中学。这三所都是杭州的名校，小学老师顾培怡，中学老师黄树滋、崔东伯等，都是全国知名的教师。杭师附小在柳浪闻莺，杭初在城隍山下，杭一中在贡院前。在这里上学，也享尽了西湖的湖光山色。我的小学、中学生活过得十分愉快和充实。这里还应提到夏承焘、陆维钊、任铭善、蒋礼鸿等著名学者，他们是我祖父、父亲的挚友，是我们的邻居。我当时还不懂学问之道，不能向他们请教学问，但他们的言谈话语，他们的学者气质，对我是一种熏陶。我的少年时期在这人杰地灵的西子湖畔度过，吸取了丰富的滋养，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感恩不尽。

1957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全家都为我高兴。8月底，我跟着早两年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的姐姐来到了北京，进了这所最高学府的大门。这是多少学子向往的地方！在迎新会上，我见到了让人惊叹的教师阵容：王力、魏建功、游国恩、杨晦、岑麒祥、袁家骅、林庚、吴祖缃、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林焘（最后两位当时还是年轻教师）。我很幸运，在五年的学习中能听到这些在中国学术史上留名的学者讲授的课程。北大向来是开放的学风，所以，除了听本系老师的课以外，我还听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虽然时隔五十年，但这些大师讲课时的音容笑貌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

北大不但教师是第一流的，学生也是第一流的。考上北大的学生，很多在中学里都是尖子，难免有些傲气。但这些尖子聚集在一个班里，傲气自然就消了。我就是这样。入学几个月后，我自己觉得，在班上，我不但年龄是较小的，个子是较矮的，而且，在知识方面，我也明显地比别的同学矮一头。在50多年后，在2009年欢迎北大中文系新生入学的报告会上，我和新入学的同学讲了自己当年的这种体会。我说：“有这样一种体会是件好事，可以激励自己不断努力。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群体里更是一件好事，有机会和这些优秀的同学互相切磋，在学业上可以更快地成长。”

最使我终身受益的，是北大教给我如何做人。民主和科学，始终是北大最宝贵的传统。一个人只要在北大受过民主和科学的洗礼，都会有一种“北大人”的气质：不俯首听命，不人云亦云。

二

我在北大学了五年（那时，北大文科是五年制，理科是六年制），收获是很大的。不过，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五年是在不停的政治运动中和下乡、下厂中度过的。1957年的“反右派”，我们没有赶上，但我们赶上了1958年的“大跃进”。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到农村去，和农民一起深翻地，把农田挖下去两米多深，据说可以使粮食产量翻几番。我们参加了人民公社成立的大会，公社“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我们亲眼见到在公社食堂里全村农民“放开肚皮吃饭”，顷刻间把饭食一抢而空。我们也亲眼见到“大跃进”过后的大饥荒，农村的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了，地里长满了荒草，颗粒无收，农民喝的真是能照见脸孔的稀汤。我们还到煤矿去“半工半读”，头戴矿工帽，身穿矿工服，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里去挖煤，劳动之余再上一点课。五年里在学校上课的时间只有一半，而且，在学校也是政治学习不断，批判会不断，除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还要批判自己的“名利思想，白专道路”。现在的年轻大学生听到这些，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谭，但这确实是我们当年的大学生活。我们在毕业前做过一个统计：大学期间上过20多门课，但只有不到一半是上完了的，大部分不是因下乡下厂而中止，就是被政治运动、思想批判所打断。

1962年夏天我们毕业。那时大学毕业后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那年形势不好，很多同学去基层、去部队，专业对口的为数不多。幸好那年北大中文系需要写作课的教员，有6个人留了下来，我是其中一个。七月毕业，九月就上讲台了，我教的是经济系三年级的写作，学生只比我晚入学两年，有些学生年龄比我还大。但无论如何，我总算带上了北大的红校徽，开始了我在北大的教学生涯。教了一年写作后，我调到了古代汉语教研室，给历史系二年级教古代汉语，后来又给中文系63级的学生上古代汉语课。

1964年，全国农村开始“四清”运动，北大的师生也响应号召，放下书本到农村去干革命，一去就是半年。中文系师生去的是湖北江陵，在那里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和他们一起搞“四清”，半年后回到学校。1965年秋季，我给中文系新入学的65级学生上古代汉语课。但那时学校里的“社教运动”早已经开展，一派紧张的斗争气氛，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1966年上半年和学生一起到农村去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到6月1日，“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就“停课闹革命”了。

文革在学校闹了两年，1968年7月军宣队、工宣队进校，教师和学生统统成了“臭老九”。首先受到处置的是教员，北大和清华是“毛主席亲自抓的点”，两校的教员一起到江西南昌的鲤鱼洲去“走五七道路”，在劳动中改造思想。鲤鱼洲是鄱阳湖中一块淤积而成的小岛，地面低于水位，四周有堤坝围着。那里本来无人居住，后来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种了一些庄稼，我们去的地方则是尚未开垦的荒地。据说，这是特意为北大、清华的教员挑选的地方，条件最艰苦，是最能锻炼和改造知识分子的好地方。我们到那里真是白手起家，刚到的时候，住在一个大仓库里，不论年老、年轻，都挨个睡在双层的大通铺上。过了一阵，自己动手盖起一个大草棚，才搬到大草棚里去，双层通铺变成了单层通铺，条件算是改善了一点。教员里也有夫妇俩一起去的，睡大通铺当然只好夫妇分居。过了一年，盖起几间简陋的“家属房”，夫妇才得以团聚。吃的饭菜，开头是从南昌买来的，开饭时只有一大桶米饭和一大桶蔬菜汤。在第一批先头部队到达时，为了到南昌买菜，在鄱阳湖里遇风翻了船，淹死了七个人。后来，自己种出了粮食和蔬菜，养了鸡，吃得才稍微好一点。在那里过的是集体化军事化的生活，我们都按连队编制，中文系、图书馆学系、图书馆、校医院合编一个连队，白天无论老少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分排分班政治学习。节假日是根本没有的，只有十天一“休整”，可以给家里写封信，或者洗洗衣服。说也奇怪，那样的生活过惯了，有点空闲反而觉得无聊：既不能看书，又没有别的地方好去，空下来干什么呢？“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现在连个人生活的空间都不需要了，这真是改造得差不多了。那时，我觉得：像我这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今后是不能再当教员了，只能在这里待一辈子，于是买了一本种蔬菜的小册子（只有这种书才准许看），准备终身务农了。

可是，到了1970年，忽然上级有指示：鲤鱼洲农场撤销，北大、清华的教员回学校。我收拾了一下再简单不过的行李，离开了鲤鱼洲。中途到杭州去看了看父母，很快就回到了北大，又住进原来的教员单身宿舍里。

那时，北大已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我们这些教员，当然就是“管”和“改”的对象。不过，当我们接触这些年轻学员的时候，觉得他们大多数还是想来学知识的，对教员还比较亲善；至于在“反右倾翻案风”时，他们会抓住教员的片言只语狠批，那是奉命行事，怪不得他们。然而，就是“工农兵学员”，在学校这个“大染缸”里待久了也会变质。所以，当时又提出“开门办学”，就是要把课堂搬到工厂、农村去。北大中文系响应号召，1974年春节刚过，就把教员和学生带到了北京郊区的齿轮厂和内燃机厂（领导中文系的工宣队就是这两个工厂派的），在那里居住和上课。那时我的儿子刚刚出生，妻子坐月子无人照顾，承领导恩准，给了一个月的假，等妻子坐完月子才走。

当时认为，教员讲，学生听，是一种修正主义的教学方式；无产阶级的教学方式应当是以任务带教学，而任务必须根据当前的政治需要来确定。那时的政治是“评法批儒”，工农兵要搞批判，就要看一些古书，于是从1974年9月开始，动手编写一本简明的古汉语字典。编字典也必须“三结合”，就是参加者要有工人、工农兵学员、教员，前两者是主力，教员是配角。参加字典编写组的老教师有王力、岑麒祥、林焘，还有一位从中国人民大学过来的戴澧。中、青年教师是唐作藩和我，再有商务印书馆的两位编辑张万起、徐敏霞，这就是后来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上署名的八个人。那时，参加编写的教员都要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四位老先生也不例外。王力先生和林焘先生住同一间宿舍，上下铺，王先生在下铺，林先生在上铺。吃饭也是自己拿着饭碗到工厂食堂，和工人们一起排队买饭。周六下班后挤公共汽车回家，周一早晨8点以前必须赶回来。当时王先生74岁，林先生53岁。当然，这种待遇比起住“牛棚”、扫厕所已经好多了。

1974年古汉语字典编写组合影，前排从左到右依次为戴澧、王力、岑麒祥、林焘，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蒋绍愚、张万起、唐作藩、徐敏霞。

到1975年年初，“开门办学”的73级学生即将毕业，从工厂回到学校，但字典还没有编完，字典组的人员住到了商务印书馆。老先生还是两个人一间，上下铺；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晨回来。过了一阵，我看到王力先生实在年纪太大，怕出意外，就报告了系领导，让他回家住。我负责每周一次，把“三结合”编写的字典初稿带回北大请王力先生修改；到下一周，再把新写的字典稿带去，把王力先生修改过的字典稿带回来。字典的大部分稿子都是用这种方式，经王力先生修改过的。后来，字典编完了，字典组撤离商务印书馆。当时我是编写组的负责人，字典的稿子集中在我手里。虽然大部分条目经过王力先生修改，但由于当时的编写情况，初稿还有不少错误、不妥和粗疏之处。我又用了一两年的时间统稿，觉得比较像样了才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字典定名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是请王力先生题写的书名，于1978年正式出版。

这本字典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接连重印多次，听说中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字典在1995年获得首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到2013年6月已经是第100次印刷。当然，我也明白里面存在的问题，所以字典后来多次修订，1988年、1993年、1998年都做过修订，1998年修订后称为“1998版”。到2005年又做了较大修订，称为“第4版”。今年又做了全面修订，出版后将是“第5版”。

我1962年北大毕业，当时22岁。到1978年《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出版时，我已经38岁。这中间16年的青春岁月，大部分都浪费了，想起来真是感慨。

三

1978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进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教学走上了正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深切地感到，如果再不加倍努力，把荒废了的时间夺回来，将会一事无成。这一年，是我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

我虽然起步很晚，但我感到很幸运：在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之后，得到了两位大师的教导和指引。

第一位是王力先生。我在进北大之前就已久闻王力先生的大名了。1958年，我上大学二年级，我们的古代汉语是王力先生教的。课堂是一个能坐100多人的大阶梯教室，但很多校外的人也慕名而来，教室挤得满满的，台阶上也坐满了人，还有不少人站着听课。王先生讲课神态从容，语调平稳，一字一句都讲得很清楚。在讲《左传》中的“蹇叔哭师”时，王先生说，文章的末尾一句，应该带着哭腔，用拉长的降调来诵读：“秦师―遂―东―――！”这些细节，今天都还能清晰地回想起来。

1963年，我从写作教研室调到古代汉语教研室，是王力先生找我谈的话。当时王先生是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他把我叫到他家里去，问我：“听说你很喜欢看古书，你愿不愿意到古代汉语教研室来？”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回答说：“我希望将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我还要考虑考虑。”王先生很和蔼地说：“那你就再想一想吧。”回到宿舍，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我父亲，父亲很快就回了信，说：“能跟着王力先生学习，这是别人求也求不到的事，你还犹豫什么！”这样，就定下了我一生的研究方向。所以，我常说：王力先生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

在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时，我向王先生求教的机会较多，每次在周末把字典稿送交王先生审阅，并取回王先生修改的字典稿时，我怕耽误王先生的时间，不敢待长，但有时也会向王先生请教一些问题，或陈述自己的一些浅见，王先生总是耐心地给予指导和鼓励。

1979年，我写了一篇论文《杜诗词语札记》，投给了北大中文系的刊物《语言学论丛》。《语言学论丛》请王力先生审稿，王力先生写了审稿意见：“此文很好，其中几条很精彩。可用。”这篇稿子在1980年9月的《语言学论丛》第6辑刊出，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王先生的审稿意见就写在我的稿子上，编辑部在若干年后把稿子交还给我，我一直珍藏至今。我写的另一篇论文《论词的“相因生义”》是为《庆祝王力先生80寿辰论文集》写的，也是经王力先生亲自审阅，同意收入论文集。只是这本论文集出版得太慢，到1989年才出版，那时王力先生已经去世了。

1983年，我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为我写评语的有校内外专家各一位，校内就是王力先生写的评语。那评语我至今未曾看见，但我知道，这是王先生对我的提携。

王力先生一生都很珍惜时间，到了晚年，他更是决心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完成了很多部著作。文革以后，向王先生请教的人很多，王先生都热情地予以接待。作为在他身边的弟子，我很清楚这种情况，所以很少去打扰先生，向他当面请教的机会反而不多。但王力先生的学术思想对我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我能在研究中作出一点成绩，都是在王力先生学术思想指导下取得的。王力先生对我的指导和提携，我将永世不忘。在王力先生去世之后，我常常去看望师母，以此作为对师恩的报答。

另一位大师是朱德熙先生。朱德熙先生比王力先生小20岁，我们入学时他还是年轻教师，但因为和吕叔湘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已经是全国闻名。我们在大一时，朱先生给我们讲现代汉语课。我们这批学生，都是怀着“作家梦”进中文系的，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寥寥无几，只因为现代汉语是必修课，不得不听。可是没有想到，朱先生能把现代汉语语法讲得那么吸引人。课堂上每一个同学都全神贯注，思路跟着朱先生转，不知不觉地到了下课时间，大家还意犹未尽，思考和争论朱先生在课堂上讲的问题。其中的奥妙何在？是朱先生讲课非常风趣吗？不是的。文如其人，朱先生的讲课，非常严肃认真，从不哗众取宠。真正的奥妙在于：朱先生对现代汉语的语法问题有很深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他常常从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语言现象出发，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一起探索其中的规律。他给予学生的一种探索的乐趣，发现的乐趣，这是任何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能享受的最大的乐趣。我后来在教学中也想学习朱先生这种教学艺术，可惜一直没有学到家。

朱先生的奖掖后进也是有名的，他的几个大弟子，都成了现代汉语的著名学者。我因为专业方向不是现代汉语，未能亲炙朱先生的教诲。大约是在1982年，有一次朱先生把我叫去，语重心长地说：“北大中文系古代汉语很强，现代汉语也很强，但中间一大块近代汉语，还没有很好的研究，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一块做起来？”我明白，这是朱先生为中国语言学发展所作的战略性部署。近代汉语是承前启后的，近代汉语研究做得不好，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就无法贯穿，整个汉语的历史演变脉络就会拦腰截断。可是，近代汉语的研究薄弱，不但北大如此，全国都如此，这个重大任务，我能担当起来吗？面对朱先生，我只好回答：“我尽力去做。”朱先生鼓励了我，同时指示给我一些方法：首先从近代汉语语料的收集整理做起。他让我向社科院语言所研究近代汉语的专家刘坚先生学习，并建议北大中文系和社科院语言所合作做一些相关的研究。遵照朱先生的指示，我找了刘坚先生，商量好合作做一个项目：编纂近代汉语研究资料。正好美籍学者康奈尔大学教授梅祖麟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编纂近代汉语语法资料的设想，朱先生就请梅先生在1983年到北大访问，开设近代汉语研究的课程，并请他提供一个近代汉语语法资料的书目。

1983年的一天，朱先生亲自到我家来，弄得我十分狼狈：那时我的住处十分寒酸，一个12平方的小屋，吃、住、看书都在这里，房间里放一张双人床后，只能放下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朱先生进门来，我只好站起来，请他坐那把唯一的椅子上，我自己坐在床上。朱先生对我说：“今年9月，要在太原开全国第一次语言学科规划会议，会议请你参加，谈谈近代汉语研究资料的汇编问题，你可以把梅祖麟的那份书目带去，请专家们一起讨论。”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全国第一次语言学科规划会议能让我这个无名小卒参加？朱先生看出了我挂在脸上的疑问，亲切地说：“这次会议有老专家，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都会去；也有年轻人，比你高两届的鲁国尧，和你同班的王?，会议也邀请了。”我心里十分激动：朱先生是这样大力提携年轻人！临开会前，朱先生先去太原筹备，我陪伴着王力先生稍后到达。可是，到太原一见到朱先生，我才想起：因为注意力集中到陪伴王先生，竟然把梅先生的书目忘记带了！我连声自责，不知怎么才好。朱先生却和蔼地说：“不要紧，明后天还有人来，赶紧托他们把书目带来。”会议把加强近代汉语研究列入了规划。结束时全体留影，对我来说，这张和全国著名专家的合影，真是无价之宝。

规划会议后，我们和社科院语言所合作的项目加紧工作，成果是三卷本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90年、1992年、1995年出版。这部书为近代汉语的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的语料，推动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发展。

为了完成朱先生交付的任务，我在做资料汇编的同时，还全面地了解了近代汉语研究的成果，在北大开设了近代汉语研究的课程，向学生介绍近代汉语研究的概况。在此基础上，动手撰写《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一书，目的是让年轻学者了解近代汉语研究的现状，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本书写作的构想，我曾向朱先生报告过，得到朱先生的关心和指导。这本书在1994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可惜那时朱先生已经去世，我未能把这本书呈献给朱先生。后来，我对近代汉语的一些专题做了一些研究，多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把《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做了较大的修改，把自己的看法写了进去，改名为《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大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两本书，多年来我用作在北大开设“近代汉语研究”课程的教材，也被全国很多高等学校用作教材。

从1980年到现在，近代汉语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很多年轻人怀着很大的热情投身于近代汉语的研究，近代汉语研究被称为一门“显学”，和1980年以前相比，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深度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吕叔湘、朱德熙等前辈学者大力倡导和推动的结果（吕叔湘先生是近代汉语研究的先行者和倡导者，这在学术史上已有定论，此处不赘）。我能在朱先生指导下做一些工作，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有意义。

1984年，社科院语言所的“青年语言学家奖”首次评奖，我和郭在贻、李家浩三人获奖。后来听说，朱先生是推荐者之一。我真感谢朱先生对后进的奖掖！但心中也非常惭愧：我那年已经44岁了，还算是“青年语言学家”，真是汗颜！而且，我的研究成果质量不高，难以和另外两位比并。我暗自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出质量高一点的成果，用以弥补今日的不足。

朱先生对我的教导和提携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无法一一叙述，但我都一一永记在心。每当我想起这些，我都会鞭策自己：无论何时，都要不懈地努力，否则就对不起朱先生。

1984年社科院语言所“青年语言学家奖”首次评奖时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李家浩、蒋绍愚、吕叔湘、郭在贻。

四

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一大好处是：使我有机会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开阔了学术视野。

1981年，北大派出三名教员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Sinological Institute, Leiden University）做研究：历史系的张广达、中文系的陈熙中和我。莱顿大学是国际著名的大学，汉学院也是国际知名的汉学重镇，当时的汉学院院长许理和（E. Zürcher）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汉学刊物《通报》的主编。能去这样一个地方，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莱顿是一个大学城，莱顿大学是这个城市的主体。城市不大，没有繁华的街道和林立的高楼，交通也不拥挤。我们住在郊外，骑着自行车去汉学院，一路都很安静。后来我到过很多欧美的大城市，但都觉得没有莱顿舒适。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见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我们三人合住一个三室一厅的一套房，看着客厅里的沙发、电视和厨房里的电器，我们都说：“我们享受部长级待遇了！”其实，过了几天就知道，这是很普通的居民住宅，我们的邻居都是普通居民。我到附近一个小商场去购物，还没有开口说话，售货员就迎上来问：“Do you speak in Dutch, English or French?”这使我对他们的语言能力大为惊讶。这是长期封闭的结果，现在的年轻人出去，就不会这样大惊小怪了。

莱顿大学汉学院收藏很多中文书，特别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收藏的中国小说是那里的特藏。但我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没有怎么看那些书。我在那里主要是看了一些西方的语义学方面的论著，这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还把许理和的著名论文“Late Han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nslation（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译成中文，并请许理和审阅，回国后，这篇译文刊出在《语言学论丛》第14辑上。另外，在那里和人交往都要用英语，也促使我努力提高自己英语的听说能力。这些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帮助。

莱顿大学汉学院的梁兆兵教授是个很热心的人，他为我们联系了去巴黎和伦敦访问。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里，我阅读了一些敦煌卷子。那时，这些珍贵的文献还没有做成缩微胶卷，外面是看不到的。当我坐在阅览室里，小心翼翼地展开那些一千多年前手抄的卷子时，心情真是十分激动，那种情景，今天还能清楚地回忆。在巴黎和伦敦还见到了一些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如英国的格雷姆（A.C. Greham）、瑞典的马悦然（G. Malmqvist）等。格雷姆现在已经去世。马悦然后来在瑞典又见过，近年还有联系；他是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的大弟子，是诺贝尔奖的终身评委。

我去莱顿大学的时候，儿子才七岁，刚上小学。我的妻子徐伏莲是北大图书馆的馆员，每天八小时工作，身体又不好，我怕我出国后她的负担太重，所以很犹豫。但她却很坚决地说：“这样好的机会，你去吧，儿子我来看！”对于她的支持，我永远心存感激。

第二次出国是在1989年至1990年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语文系(dept. of Asian Language, Stanford University)。那时北京正是肃杀的季节。很感谢东亚语文系系主任王靖宇教授，他邀请我在这所世界名校教了两个学季（美国的学制，三个月为一学季）的古代汉语。听课的人数不多，只有7个学生，但其中有的是华裔，有的是美国人，还有一个是日本人。讲课用中文是不行了，被迫无奈，只好勉强地用很不纯熟的英语。好在学生们都很理解，我说错了，他们会善意地加以纠正。半年下来，我和学生们相处得很好。这是我在国外用英语讲课唯一的一次。

在斯坦福我认识了黄正德、李壬癸等著名学者。还有一次，伯克莱大学王士元先生主持一个学术讨论会，我应邀参加。到会的有很多学术名家，如：丁邦新、郑锦全、梅祖麟，以及法国的贝罗贝（Alain Peyraube）；朱德熙先生那时在华盛顿大学讲学，也过来参加了会议。那些学者，我以后在其他学术活动中和他们多次交往，有的联系还很密切；他们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在斯坦福也接触到一些台湾的学人，他们对我没有什么戒心，一些活动都邀请我去参加。

接着是1991年，美国俄亥俄大学亚语系（Dept. of Asian Language, Ohio University）系主任薛凤生教授邀请我去做研究，和他一起编写一本给美国学生使用的古代汉语教材。那本教材200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Classical Chinese Primer（《古文入门》），据说很受美国学生欢迎。

以后，我还到了不少地方去做教学或研究：

1993年，到捷克查理大学东亚系作唐诗系列讲座。

1997年，到日本筑波大学讲授中国语言学集中课程。

1999年，到挪威科学院和何莫邪院士一起做Thesaurus Linguae Sericae（《新编汉文典》）。

2003年，到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做研究。

2005年，到瑞典高等社会科学院做研究。

2009年，到马来亚大学语言学系讲课。

此外，我还应邀到澳门、香港、台湾的大学任教：

1995―1997，到澳门大学中文系任教两年。

2002年，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一学期。

2004年，到台湾大学任教一学期。

201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一学期。

我还多次出国和到港澳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我30多年来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最深的一点体会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从事汉语研究，要有世界眼光。这30多年来，在国际上，各种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很快。对这些理论和方法，我们首先要有所了解，同时要有分析、有取舍，把其中有价值的东西运用于汉语的研究，并从中总结和发现新的规律、新的理论，对世界的语言研究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我自己未能做到，但希望年轻的一代能达到这个目标。

五

我已经年过70，从教也已50多年。回顾我走过的路，我只做了教学和科研两件事。教学方面，我教过本科生的古代汉语、大学语文，为中文系和国学院的硕士生、博士生开设过一些课程：唐诗语言研究、近代汉语研究、汉语历史词汇学、《论语》研读。我培养了30多个博士生、硕士生，其中很多是优秀人才，有的已经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对教学是认真的，对学生是负责的。科研方面，我发表了100多篇论文，一些重要的论文汇集成两本论文集：《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商务印书馆，2012）。出版了一些著作，主要的有：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负责统稿，商务印书馆，1978年。以后多次修订）。

《古汉语词汇纲要》（北大出版社，1989）。此书在韩国出了韩文译本（李康齐译，韩国CHINA HOUSE出版，2012年）。

《唐诗语言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2002年增订）。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大出版社，1994）。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大出版社，2005）。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三卷，刘坚、蒋绍愚主编，商务印书馆，1990―1995）。

此外，我还和徐昌华一起翻译了日本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大出版社，1987、2003修订译本）。我在学术造诣方面只是一般，不过是尽了自己的努力而已。

现在人的寿命长了，过了70，只要身体允许，还可以做一些事。我愿意继续为社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原文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