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跌宕起伏的大时代中，孙小礼始终像一汪溪水，流过那么多岁月和风浪，最后都归于恬淡。苦乐在八十岁老人眼里都变淡、变轻，仿佛过往的磨难只是人生必经的云烟，留下的只是回忆与故人。

 

少小时光：颠沛流离中求学

孙小礼，沿袭了父亲的姓，母亲的名。他们一家三代，都与北大有着不解的缘分。外祖父顾栋臣曾参与创办京师译学馆，并先后担任译学馆、京师大学堂教习，主持过庚子赔款的留美考试。父亲孙百英十四岁时考入译学馆，二十岁时成为北大法律门第一届学生。姨夫陈翰笙，北大著名教授，其教书生涯从蔡元培时代起延续到许智宏时期。孙小礼也出生在沙滩――老北大一院（红楼）与三院（法学院）之间的北沿河42号。

她出生于1932年。那一年，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孙父所在的交通部从北平迁到南京，不到半岁的她也随之南下。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南京沦陷前夕，她又跟随家人从南京逃难到武汉，再从武汉逃到重庆。逃难给五岁小女孩留下深刻的印象：“好多天在船上，人多多的、挤挤的、乱乱的。”

到了重庆，他们也未能远离战火。有一天，她和邻居家的小朋友在山坡上玩耍，日机突然来袭，她们来不及跑回家，便只听得轰地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一阵裹着泥土和石块的狂风推着她们在地上滚去。等她们从地上爬起来，才发现一颗炸弹在距离她们十来米处爆炸，地面已经被炸出一个大坑。那时日机常来轰炸，很多时候，孙小礼从山坡往下看，满目的尸首和废墟。“我永远忘不了那些被炸毁的房屋和横躺在地的尸体。”

为了躲避日机的狂轰滥炸，一家人租了一条木船，逆嘉陵江而上。船夫用竹杆撑了整整一天，傍晚才到达重庆郊外的柏溪村，他们在当地地主王九老爷家租到了住房。不久，逃难的人越来越多。很快，王家大院便挤满了“下江人”(当地这样称呼从长江下游逃难来的人)。国难当头，处于大后方的柏溪也充满了浓浓的抗日气氛。过年的时候，年轻人高唱抗日歌曲，孙家女儿们演过一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请父亲们不要把鞭子挥向女儿们，要挥向日本鬼子” 。

由于战乱与不停地逃难，直到七岁，孙小礼还没上学，只能从哥哥买的《抗战识字课本》中认字，“我最早会学写的字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1939年，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办了一所附属小学――柏溪小学。母亲给她报名一年级，孙小礼终于有学上了。开学时，老师让大家按照年级排队进教室，幼小的姑娘对年级没什么概念，她不觉得自己必须上哪一个年级，便跟着一起来上学的邻居女孩刘秉青走进了三年级教室。

拿到课本后，她愣住了，“打开语文课本，认识的字很少；打开算术课本，已是文字计算题” 。好在当时是复式教学，三四年级在同一个教室。老师教完三年级就去教四年级，趁着这个空儿，以前上过一、二年级的刘秉青悄悄教孙小礼：“你看到题目最后问‘一共’有多少，你就把数加起来；如果问‘还有’多少，你就用大的数减小的数。”在朋友的帮助下，经过自己的努力，没多久，她就跟上了三年级的课程。

 

少年孙小礼　摄于1949年

小学毕业后，孙小礼考上了重庆南开中学（私立）。私立学校的学费很贵，孙家拿不出那么多钱。当母亲还在为学费发愁时，看了高尔基自传体小说《在人间》的孙小礼说：“高尔基小时候也没钱上中学，我也不上学了，可以像高尔基那样，以后当作家。”孙母非常感动，她不愿意小礼小小年纪就失学，便四处借钱。就这样，孙母终于凑齐了学费，在开学一个多星期以后，孙小礼终于能到南开中学报到了。学校女会计面对一大把零钱，皱眉道：“你这钱怎么这样零零碎碎？”

孙小礼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是最小的一个，各种难事轮不到她操心，她整天都是快活的。大姐给她取了个意为欢乐的英文名字Joy。“我很喜欢，在自己的书本上都签上了Joy Sun。”那时候，她幻想将来成为一个伟人，像普希金在一首墓志铭诗中所写的那样：在通往我的墓地的小路上，青草永不再生。

 

青春年华：从JOY到УЛЯ

抗战胜利后，人们陆续从重庆迁回故乡。孙小礼家人多，分批回迁。1946年秋，她辗转到了杭州，入读浙江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在浙大附中，她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

1947年，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爱国青年于子三被害，这一惨案激起全国青年的公愤，北平各校学生数千人聚集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举行追悼大会，要求公布于子三惨死真相，严惩刽子手。国民党政府派军警包围了民主广场，年轻的学生们便手挽着手，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在操场上绕场游行，向军警们表示抗议和示威。从杭州转学到北平贝满女中的孙小礼便在其中，当时她只有十五岁。

 

这年深秋，贝满的几位同学约她到北大灰楼参加一个秘密读书会，带领她们读书的是北大法律系学生汪自得和中文系的丁化贤。每周日早上，孙小礼准时去参加读书会。汪自得为她们准备了学习提纲。“我记得提纲上列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名词和内容，使我感到非常新鲜，是我过去未闻未见的，我很兴奋地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

汪自得描绘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极大地鼓舞了这些年轻的中学生。1948年，白色恐怖日趋严重，读书会被迫停止。同年4月，丁化贤介绍孙小礼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同年10月，她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正在读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的孙小礼把书中勇敢无畏的游击队员视为自己的榜样。“作为一名革命战士，我要像他们那样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涂掉了Joy，换成俄文名字УЛЯ（乌丽亚，一个女青年游击队员的名字）。”

这一年，孙小礼十六岁。

之前，哪怕外界烽火连天，这汪溪水始终明亮欢乐地自在流淌；十六岁后，青年的热血代替了少年的诗意，这汪溪水融进了时代的洪流，水势开始变得湍急、有力。

解放后，孙小礼在一个会议上见到了久别的汪自得，听周围人都叫他项子明。“我惊讶，散会后去问他：‘你不是汪自得吗？’他笑笑说：‘汪自得是我从事地下工作的化名。’”

1949年的一天，刚刚高中毕业的孙小礼接到了北平团市委的通知，要她接受一项紧急政治任务。他们一行二十人从东单上了一辆大卡车，经过东交民巷、西交民巷，再停下来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中南海！”

原来他们是到新政协秘书处工作，筹备建立新中国。

 

政协会议宋庆龄签到现场，中间为孙小礼

 

在秘书处，孙小礼被分配到了议事科，从事筹备政协开会的各种会务工作。会务工作琐碎而繁忙，比如给六百多名代表发送某某通知书时，她就得从早到晚不停地用毛笔书写信封。此外，还要负责代表们的签到和会议的种种统计，工作十分紧张，常常要开夜车。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开幕，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举行。作为工作人员，孙小礼亲历了这些历史时刻。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秘书处领导与这些中学毕业生话别，鼓励他们继续上大学读书，学好本领建设新中国。

六十年后，孙小礼在《1949第一届人民政协秘书处工作琐忆》中写道: “那团结、欢腾的热烈场面，那忙碌、激动的日日夜夜，至今记忆犹新。”

 

 

大学岁月：在业务与运动之间

由于中学时代就对数学有浓厚兴趣，又仰慕在清华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孙小礼报考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但是入学以后，她感觉大学数学和中学数学太不同了――“太抽象了，我对‘德式分划’（Dedekind cut）感到难以理解，心存疑惑：这玄而又玄的东西，能有什么实际用途？”反倒是物理课引起了她的兴趣。她想转系，无奈当时学校规定一律不许转系。于是，她决心先学好数学，再学习物理，将来要做像居里夫人一样的科学家。

后来的大学岁月并不一帆风顺。孙小礼回忆：“那时政治运动连连不断，‘抗美援朝’‘忠诚老实’‘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开会很多，常常停课，还到工厂农村宣传，总难以静下心来学习。”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合并到北大，北大、燕大的工科迁往清华……清华数学系的孙小礼就这样又回到了她少年时期参加读书会、后迁移到燕园的北大。

转到北大时，原本是清华理学院学生党支部书记的孙小礼，便继续担任了数学、物理两系的党支部书记。即将毕业的她一心想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但校党委要求学生党支部书记一律脱产，做专职干部。孙小礼拒绝服从这一决定，她自信能兼顾好工作和学习。“其他支部书记都脱产了，唯有我这个数理支部书记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生活加倍紧张。”

大学毕业时，正值北大大幅度扩大招生，数学师资紧缺，所以他们全班都留校做了助教。她选择偏微分方程作为进修方向。当时物理系的郭敦仁先生正在教授数学物理方法课，偏微分方程是这门课的主要内容，他找到孙小礼：“你来我们物理系吧，这课正缺人。”一直有物理学情结的孙小礼非常高兴，于1955年转到了物理系。一年之后，她开始登台讲这门课，饶有兴致地钻研这门数学与物理相结合的课程。

1958年春，全国开展“反保守反右倾”的双反运动。在北大，则要求通过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兴无灭资”。物理系在大饭厅外墙上设立了一片“西瓜园地”，把揭发出重大问题的大字报集中贴到这里。孙小礼是物理系党总支宣传委员却埋首业务的表现，加之1952年不服从组织决定的事被揭示于众，于是“我的问题成为了西瓜园地里的一个‘西瓜’。我在全系大会上检讨自己重业务轻政治，表示今后要坚持政治挂帅” 。

运动过后不久，中央党校要办自然辩证法研究班，要求理科各系各抽一名党员教师去学习，物理系决定派孙小礼去，她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这成为她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1961年北大在哲学系成立自然辩证法教研组，任命孙小礼为组长。当时，哲学系党内对党总支工作的意见分为两派，十分对立，斗争激烈。“两派都拉我，而我一心只想把自然辩证法这一门文理交叉的新学科建设起来，不愿卷入到这个斗争中去，能不参加的会就请假，不能不参加的会就当听众。”

1964年北大的“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时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找孙小礼长谈，动员她投入运动，积极发言。而她只就党组织的工作作风谈了自己的看法，这让聂元梓大为恼火：“我给你做了这么多工作，你怎么还是认识不上去，上不了纲，上不了线！”

不久，孙小礼被派往京郊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第一年在朝阳区双桥公社，第二年在门头沟清水公社。

1966年6月3日，北京市委紧急通知北大师生立即回学校参加运动。孙小礼先回了家，发现爱人龚育之木呆呆地坐在藤椅里。“我说我回来了，他没反应。后来他问‘我是醒着的还是睡着的？’我说‘你是醒着的。’他说‘我现在是反革命。’吓我一跳，我说‘你怎么会是反革命？’”原来龚育之正在挨批，主要是两件事：他执笔写的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被认为是“真包庇，假批判”；他参与准备材料的《二月提纲》在当时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提纲。而他所在的中宣部是当时要打倒的“阎王殿”。

孙小礼回到北大后惊呆了，满校园都是大字报、批斗会。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说北京大学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龚育之恰好参加了这个会议。6月13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文章中说龚育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重要骨干”。于是，孙小礼成了黑线人物、反革命的家属。文革开始了。

哲学系传下聂元梓的话：让孙小礼写揭发龚育之、揭发中宣部的材料。“我憋了三天，我想我不能揭发，我也没什么好揭发。”实在无法，她便写道：“龚育之爱看小说、爱看电影，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聂元梓很生气，要求孙小礼重写。她又写道：“龚组织纪律很强，回家不谈工作，也不谈政治。”

1969年，孙小礼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修大堤、种水稻，劳动极其紧张、劳累。两年后她回到北京，编入学校的“战备连”，相继当盖房子和烧锅炉的工人。1972年春，结束了劳动生活，她被分到学校理科教改组工作。“我调研过一些课的‘教改’经验，分别和几个系的老师们一起写过科学史文章，还和数学系邓东皋等人一起编译过《马克思数学手稿》。”

 

黄金时代：用一只眼睛阅读写作

1976年文革结束，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自然辩证法的春天。这一年孙小礼已经四十四岁，她终于盼到了可以专心钻研学术的黄金时代。

为了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从理论上澄清是非、拨乱反正，1977年教育部决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力量编写高等院校自然辩证法教材。“出版社要我来主持这项工作，我欣然同意，立即全力以赴。被压抑了十年之久的许多高校自然辩证法教师纷纷与我联系，踊跃报名，要求参加编写工作。”

 

开会中的孙小礼 摄于1993年

 

孙小礼主持了有四十多人参加的编写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和争论，定书名为《自然辩证法讲义》，并拟出了初步的编写大纲。全书分为总论和分论，总论包括绪论、自然观、自然科学观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分论包括科学分类和各门科学（工、农、医、数、理、化、天、地、生）的辩证法。经过紧张而繁忙的工作，《自然辩证法讲义》（总论）于1979年底完稿，首印十万册，至1989年连续加印过十三次，发行三十五万余册。分论的十个专题分册以及后添的一本《名词简释》，到1984年春也陆续出齐。这套书近一百二十万字，作为我国自编的第一部自然辩证法教材和教学参考书，适应了当时高校教学工作的紧迫需要，也为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对我来说，五六年时间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这部书了。从提纲的不断调整，到各部分书稿的修改定稿，以及全书的审稿统稿，确实花费了极大的心血。我还是作者之一，撰写了一章《数学方法》。”

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的孙小礼还为自己选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数学的哲学问题，一是科学方法论。

为了追回被文革荒废了的岁月，“我以当年在江西鲤鱼洲修大堤的那股拼劲，满怀信心地、日日夜夜地奋力拼搏着” 。然而正当孙小礼争分夺秒地向科学和哲学进军的时候，却又遭受了意外的厄运。

1984年初的一天，孙小礼在马路上走，遇到大风，左眼进了沙子，就在她试图把左眼中的沙子揉出来时突然发现右眼看不见东西了。当晚，她到同仁医院急诊，大夫说：“这是眼底反复出血造成的，至少有三个月到半年了，怎么今天才来医院？如果早治，是有可能治好的。”当时右眼已是“黄斑盘状变性”晚期，左眼尚在早期。孙小礼非常焦急，非常恼恨，“对我真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

休整了半年，孙小礼又投入到工作中。“我决心在一只眼睛的情况下，就用‘看看，停停，少看’的办法阅读，用‘写写，停停，再写’的方式写作” 。她继续讲课，招收研究生，撰写论文，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结成书。

 

离休后的孙小礼 摄于2007年

 

1985年，孙小礼研读了《蔡元培自述》等著作，对他一再强调的办学主张和理想“融通文理”印象深刻并深受启发。她认为现在文理界限分得太清楚，于是找到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希望北大能继承蔡元培在北大倡导文理结合的历史传统，培养交叉科学人才，这一想法得到丁石孙的肯定。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北大于1986年4月正式成立了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孙小礼被任命为主任。在中心的工作中，孙小礼把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拓展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比较研究”，把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扩展为“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她不仅组织文理科教师和校内外力量，主编出版了“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丛书”，还自己撰写了《文理交融――21世纪的科学潮流》等书。

2000年，孙小礼离休了。但她离而未休，继续做学术上的拓荒者，提出了新的课题“科学方法论的范畴研究”，试图运用哲学的范畴思维来概括、表达和提升人们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共同经验。

在几十年搜集和积累资料的基础上，这期间她写成了《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一书，还笑称自己是莱布尼茨的粉丝并细数她与莱布尼茨的“缘分”。孙小礼在清华上数学课时开始知道莱布尼茨，后来看到恩格斯多次讲到莱布尼茨，又发现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极其重视。中国学界曾认为莱布尼茨是看到周易六十四卦后才发明二进制的，但是她查阅资料后发现二者的关系并不是这样。这个发现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认为她不爱国。她说：“我查了那么多文献，他的确是先发明了二进制，我只能根据事实说话。”

写《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一书的过程也不顺利。那时候，孙小礼已经学会了用电脑，她在电脑上写作，写到一半电脑坏了，她用一只带病的眼睛写就的书稿全没了，这对她是不小的打击。但是想到金岳霖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把几十万字的书稿丢失在防空洞里而只好重新写作的故事，她选择了从头再来，终于在2006年完成此书。

 

问及对北大年轻学子们的期待，孙小礼想了想，道：“我希望北大能继承蔡元培时期所开创的优良传统。”

白色的风扇在四壁全是书的客厅里缓慢摇转，我们起身告别时，我才发现自己坐的沙发破了一个窟窿。(文/缪亚敏 裴苒迪)

 

采访手记：

采访是在孙老师家里进行的。一进客厅，我们便被满屋子的书惊到了。这次的采访略微不同于往常，我们彻底抛弃了采访提纲，选择跟着老师的回忆走。孙老师从她记事时聊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工作直到离休，聊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知识分子洗澡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文革……过往的人和事，她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中小学老师、同学的姓名，她都一一记得。跟老师聊天，不觉得是采访，更多的是聆听，我们似乎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画卷缓缓在眼前铺展，清晰地看到个人的命运与时代是如何缠绕在一起。孙老师的一生，在此起彼伏的运动中蹉跎了几十年岁月，等到她终于可以一心做学术时，又遭遇了右眼视力障碍的厄运。但当她提及这些往事时，没有抱怨，也没有不甘，有的只是笑声，那份平静与淡然令人印象深刻。

 

 

 

人物简介:

孙小礼，1932年生于北京，原籍杭州。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与社会”。发表论文200多篇。主要编著：《自然辩证法讲义》（主编，1979）、《数学?科学?哲学》（1988）、《科学方法论史纲》（1988）、《数学与文化》（合编，1990）、《方法论》（主编，1993）、《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主编，1995）、《自然辩证法通论》（主编，1992-1999）、《文理交融――21世纪的科学潮流》（2003）、《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主编，2004）、《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2006）。1987起，主持编撰的《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丛书》（14种），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