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眼见到日本侵略者在家乡烧杀抢掠，15岁的严宝瑜既悲愤又不甘，发誓一定要让祖国强大起来，再也不受外国强盗欺凌。

78年以后，92岁的严宝瑜满头白发，依然无比热情地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我，严宝瑜，是一个教书匠，教了快80年书，现在已经90多岁了，可是还想教书，还想上讲台，教我们可爱的学生，讲音乐，讲文学，他们爱听，我更爱讲。这是我内心强烈的要求。”

90多年人生路，严宝瑜走得并不平坦。透过严老的回忆，吾辈后人还能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85岁时的严宝瑜

山河破碎，看尽人间离殇

1923年，伴随着国家的内忧外患，严宝瑜在江苏江阴一个叫河塘桥的小镇呱呱坠地。国家蒙难，民何以安？和很多人一样，严宝瑜的命运注定和这个正在经历艰辛的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

1931年，东三省沦陷。翌年，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引发松沪抗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江苏等周边省市的同胞义愤填膺，纷纷支持十九路军的义举。课堂上、书本中，东北、华北危如累卵，民众反日情绪不断高涨。“小学老师跟我们讲，我们中国地图像一张海棠叶，现在这张海棠叶被旁边像只毛毛虫一样的日本慢慢啃掉了，先吃掉了东北，后来又长驱直入，蚕食中原。”

1937年以后，战火烧到严宝瑜的家乡，一时间血流漂橹，百姓荼毒。严宝瑜一家随着逃难的人群，四处奔逃。少年严宝瑜饱受战乱流离之苦，看尽人间离殇。他第一次感到“中华之大，何以为家”的仓皇和屈辱。

尽管乡亲们撤离在先，却依旧难逃屠戮。日军飞机赶到难民前方，用机枪向人群扫射。“我们家还在河塘桥那个镇子上，日本鬼子已经进入河塘桥。他们也坐着船，胡乱打那条河里老百姓家的鸭子，看见人就无故殴打，甚至开枪杀人。”严宝瑜的堂姐被日本兵野兽般地强奸后刺死。严宝瑜的伯公在乞求日本人放过自己孙女的时候，也被殴打至死。

逃难结束时，严宝瑜全家只剩5口人。“妈妈生了7个孩子，好几个妹妹都死了，有一个就是直接死在日本鬼子用机关枪扫射的时候。我们躲在树林里，飞机一群一群过来，机关枪就噗噗噗噗打过来，我母亲无奈，硬着心肠说‘大人的命都保不住了，有病的小孩儿拖累，不如就抛了吧’。说着，她硬着心肠，把怀中的小妹妹扔到水沟里。我不顾母亲大骂，下到水沟里把小妹抱起来，保护着她。那时，她还没有满月，得了肺炎，发高烧得不到治疗。日本兵的铁蹄横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小妹不要说没有奶吃，连开水都无处找。我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褓襁里的妹妹死掉。”

后来，严宝瑜到了上海，转道香港去重庆投奔姑母。此时的上海已经沦为“孤岛”，租界区靠着英法等国家的庇护，尚得一时之安。“我们就在那儿借了钱去做‘黄鱼’，想办法绕道香港去重庆。”后来严宝瑜与人搭伴乘船南下，船上没有他的位置，他就睡在甲板上。“海船是铁的，太阳晒着，甲板上特别烫。可是我年纪小，我就想我们要勇敢，我们一定要离开这插满太阳旗的沦陷区，不做亡国奴。”当他们在汕头靠岸的时候，看到迎风飘扬的中国国旗，严宝瑜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严宝瑜在重庆得到了姑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没有钱，也没有资助，就靠我姑母，她的工资微薄，但还是每月给我一部分零用钱；另外她把我当作教师家属，安排在她工作的中学里面学习，免交了伙食费和住宿费，直到高中毕业。”

15岁初到重庆的严宝瑜

当时严宝瑜读书的国立第二中学，是国民政府为收容苏沪浙等沦陷区的流亡师生，在大后方相继设立的一批国立中学之一。在那里，严宝瑜接触了很多进步的新思想，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成立了秘密的读书会。“那时候一帮同学都比较爱国。我们都爱看课外书，我们组织了读书会，看一些进步的书籍，我是其中负责管理书籍的管理人之一。我们经常阅读当时被禁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

尽管没有了日本军队的直接威胁，后方的日子也并不太平，日本飞机空袭是家常便饭的事。有一次日机轰炸，严宝瑜和姑母来不及躲进防空洞。姑母屋子里的灯随着炮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快速地来回摇曳着，姑母紧紧抱着严宝瑜，不断颤抖着说“宝瑜宝瑜，要死我们也死在一起吧” 。此时，这个15岁的少年无比希望祖国能够迅速强大起来，痛击日本军队，把侵略者赶出我们国家。

投笔从戎，拳拳中华情长

1943年，中学毕业的严宝瑜考取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这时候美军进驻昆明，需要在学校里抽调学生休学充当翻译。同学们都知道严宝瑜的英文好，就建议严宝瑜去给美军当翻译。于是严宝瑜换上戎装，走进美军军营。

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读书时的严宝瑜

当时美军军营里的翻译鱼龙混杂，“招募的翻译都是年纪很大的人，甚至好多人还是不三不四的人，最多说上几句洋泾浜英语” 。而严宝瑜是系统学过英语的，在中学时期英语成绩曾是班里第一。亲眼见过日军烧杀淫掠的严宝瑜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因此他在美军军营里做得尽心尽力。

国立音乐院投笔从戎的学生有很多，严宝瑜的工作是跟着美国军官对国民党部队连排级以下的干部进行训练。“教的是丛林战中如何拼刺刀、如何开枪、如何用小口径迫击炮，因为这些武器都是美国运来的，所以需要美国军官来训练中国军队的官兵。”严宝瑜跟着4个美国军官来到国民革命军52军14师进行步兵演练。因为严宝瑜英文讲得好，做事又认真负责，不怕苦不怕累，作风正派，所以4个美国军官对他特别器重友好，双方关系不错。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宝瑜也不断学习，“当时是一批一批进行学习，一期走了二期来”，起初美国教官讲一句，严宝瑜用普通话向学员翻译一句，“后来我了解学员都是来自四川、贵州的，决定第二期改用四川方言翻译”。因为第二期的时候严宝瑜对训练内容和武器使用的要领早已熟悉在胸了，“我对美国军官说，为了避免重复，就只需要你们看我讲得对不对。我自己可以讲了，就不用你们再讲一遍了。所以美国人对我很有好感，因为有我的话，好多事他们可以不做了” 。

不过，因为两个国家文化形态不同，严宝瑜和美国教官最终还是产生了隔阂。

1940年，中日交战正酣之时，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罗易桑露天剧场用中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后来经美国华侨青年歌咏团建议，罗伯逊把这首歌灌制成了唱片，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便在美国安家落户，美国教官慕名让严宝瑜教他们唱这首歌。“因为我是音乐学校里出来的，做事也按照音乐的规律走，一句一句教他们唱。美国军官觉得唱出来不错就行了，而我就要一拍一拍地教，哪个高、哪个低、哪个小、哪个大，就这么教。”这种一板一眼的教法让美国教官十分不耐烦，他们说音乐没什么了不起，音乐是围着金钱转的东西，学音乐还得去我们美国学。听到这样一席话，严宝瑜义愤填膺，他说：“音乐是很崇高的，要把人的思想灵魂提高的。你们这些人没有文化，你们不懂音乐。美国的音乐都是pop music，都是流行歌曲。流行歌曲没有价值，贝多芬、德沃夏克，这些你们都听不懂。我不愿意再跟你们一起搞了。”

当天，严宝瑜就负气走了。后来，西南联大招生，在联大就读的同学鼓励严宝瑜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很多好的学者，像费孝通、闻一多、吴晗、朱自清，数不尽的都是鼎鼎大名的大师。他们的课都可以随便去听。我就越来越感觉西南联大好，而且那地方比较自由。”后来，严宝瑜考取了西南联大外文系。

高歌葬魂，碧血丹心犹在

1954年12月1日，一辆列车缓缓开进柏林东站，列车上的严宝瑜望着窗外，思绪流转，感慨万千。

9年前的同一天，昆明爆发了“一二?一”学生运动，严宝瑜跟同学们罢课、游行、演讲，要求停止内战，呼吁民主和平。国民党为镇压罢课师生，杀害了4位同学。那天晚上，严宝瑜和二三十名学生志愿者到安放着四烈士遗体的西南联大图书馆守夜，以防国民党特务来盗尸灭迹。这一夜，严宝瑜久坐在烈士的遗体旁边，半天前还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同学现在已经血肉模糊，李鲁连同学的头部还在流着白色的脑浆。严宝瑜竟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惭愧。想了半宿，他终于想通了――“我们活着的人，只有去完成他们的未尽之志，才能对得起他们。”

3个月后，国民党在昆明罢课、全国声援的强大压力下，被迫答应3月17日为四烈士出殡，但附加条件是“不喊口号，不演讲”。悲愤之中的严宝瑜在茶馆里写出了《送葬歌》，出发前，“高声唱”歌咏队员四处散发歌篇，教唱《送葬歌》。“天在哭，地在号，风唱着摧心的悲歌……今天送你们到那永久的安息地，明天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那反动的势力消灭。”当时3万送葬队伍一起唱起这首歌，全城空巷，万人同悲。

而仅仅9年时间，古老的中国已经换了天地，当年唱着高歌送别逝者的严宝瑜此刻正准备去莱比锡大学留学。

在莱比锡大学留学期间，严宝瑜师从著名的德国文学及音乐史学家汉斯?迈耶。1958年，严宝瑜回到北大，在西语系任教。

在北大西语系当助教时期的严宝瑜

筚路蓝缕，白首不移初心

从莱比锡大学留学归国后，严宝瑜潜心在学术领域兢兢业业耕耘着，先后在国内外发表有关德国文学、中德文学比较、文学和音乐关系及德国古典文学等方面论文10多篇，译著10多部。

1986年，在北大的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严宝瑜老师提议“我们北大应该恢复蔡元培时期艺术课的教学”，得到了丁石孙、王学珍、张学书等学校领导的支持。丁石孙喜欢称严宝瑜为“严宝”，“严宝那你来做这件事吧”。

当时的严宝瑜老师已经指导了10名德国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他需要挤出时间来筹建音乐教研室。刚开始的时候音乐教研室一穷二白――燕京大学的音乐系在院系调整时，被整体调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留在燕园的，只有一架破旧的钢琴。严宝瑜建议买钢琴，“我们学校里两手空空，就一架破钢琴。我说这个不行啊，应该买钢琴” 。在严宝瑜的倡议和安排下，北京大学购置了三架钢琴，单价120万元，几乎是教学用的最好的德国名琴斯坦因威钢琴了。“我们北大应该有这样的好钢琴，因为真正的音乐家，就该给他弹最好的钢琴。”尽管物力维艰，严宝瑜还是将艺术教研室办起来了，请老师、找学生，钢琴、声乐、书法、绘画，各种教学工作都开展得有模有样。

1986年古典音乐公共选修课第一次开课，因为选课的人太多，不得不分成两个班上课。严宝瑜承担了其中一个班的教学任务，他戏称自己被“赶鸭子上架”。初上音乐课时严宝瑜心中打鼓，进行了认真备课。他把过去学过的和声学、复调、音乐史、音乐家传记等相关内容重新捡起来，并找来音乐美学著作、艺术史、哲学史以及一些与音乐史有关的名著研究学习。

严宝瑜喜欢同学生一起欣赏和分析音乐作品，在此基础上把具体的音乐问题放置在西方历史文化中来观察和讲解。针对那些没有受到过基础音乐教育的学生，严宝瑜经常从基础乐理讲起，而这些同学并不是少数，因此在每次新学期开始选课时，严宝瑜总会对那些挤在教室里选课的同学不断强调“我特别喜欢那些自称‘音盲’‘乐盲’‘五音不全’的同学来选我的课” 。他发现，很多之前没有接触过音乐的同学在选了他的课以后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能对所听的作品发表中肯或有启发性的言论。

严宝瑜的音乐课一开便是16年。但1994年离休后，严宝瑜坚持义务授课，他不但将学校给他的劳务报酬悉数退回，还将德国教育部授予的“格林兄弟学术奖金”捐赠给学校。

后来80高龄的严宝瑜听力逐渐出现问题，已经不能承担教学工作了。同学们跑到严宝瑜家里，请求他再讲一个学期“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严宝瑜便又开了一个学期的课。最后一节课上，教务处几位老师和之前听过课的同学来跟严宝瑜告别，送来了满坛的鲜花。他在课堂上跟大家告别，望着恋恋不舍的同学们，严宝瑜说：“我都80岁了，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鼓励和帮助。”

尽管在课堂上已经见不到严宝瑜的身影，他却以“严宝老爹”的身份活跃在网络上。“我搞了一个博客，看的人很多，严宝老爹的博客，已经有15万点击量了。”在严宝瑜看来，“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三教九流、坏人好人都有。在这样一个浪潮下，年轻人怎么能站稳？没有人去教育他们，我就拿博客来教育他们”。

87岁的严宝瑜在书房查阅资料，电脑中显示的是严宝老爹的博客

最近几年，严宝瑜被疾病困扰，多次住进海淀医院，但他依旧满腔热忱。老人经常关注国际形势。“我是个党员啊，到死都是个党员，不能说年纪大了我请个假不当了。” 他看到过南京大屠杀时同胞的尸体沿着长江漂流而下，他看到过难民在日本人的机枪扫射下死于非命。经历过无数风浪的严宝瑜自始至终有一种“忧患意识”，即便老之将至，他依旧忧国忧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警惕，对国内贫富不均问题的担忧……说到此处，他激昂慷慨，“还有好多好多事应该做而没有做” 。

现在，93岁的严宝瑜身体大不如前。每次西南联大校友录寄到严宝瑜那里的时候，他都会发现少了几个人。“人到了年纪总要走的，这个我不害怕，我不可能活到900岁，可是我可以多活一点，多活几年，多看一些书，多搞一些翻译，可能的话，还能到哪儿去讲一下学。”（文/离退休工作部学生记者 刘华东）

【记者手记】

从滚滚硝烟中走来的严宝瑜老师一生都在忧国忧民、奋发图强。这样的拳拳之心，让很多人敬佩不已。

在如今的严宝瑜老师眼里，死亡并不可怕，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将自己的全部知识、全部热量都留给自己的学生们。直到很久以后，记者的耳边依旧回荡着严宝瑜老师的那句话：“我，严宝瑜，是一个教书匠，教了快80年书，现在已经90多岁了，可是还想教书，还想上讲台，教我们可爱的学生。”

【人物简介】

严宝瑜，北大教授，生于1923年，江苏江阴人。1942年考入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习理论作曲。1944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西方文学及德语。1946年转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德语助教。1952年转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先后担任系秘书及副系主任职务，协助文学大师、诗人冯至管理该系教学及科研工作。1954至1958年作为研究生被派遣至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日尔曼语言文学。1983至1984年获歌德奖学金，赴民主德国魏玛参加德国古典文学研究所科研项目研究工作8个月。1988至1990年受聘在西德拜罗伊特大学任客籍教授两年，讲授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