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黄宗良，1940年生于广东潮州，1960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学习。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中国国际共产主义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理论、现状的研究和教学，其科研重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2004年曾在中共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讲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先后撰写和主编《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等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约100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值得隆重庆祝的时间节点，回顾我在党的亲切关怀下成长的足迹，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展望未来，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我出生于1940年，今年已经81岁了。而从20岁开始，又经过了60余年政治学、社会主义学的学习、研究、思考、观察，又有50多年比较严格的党内生活体验，也积累了一些新的见解。回顾过往，这几十年我人生的主题就是怎么走向专业、职业和我们党的事业的三者一体，也就是把专业和职业融入到党的事业里面。

2021年5月 中国关工委“老少共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座谈会”上 黄宗良作为全国教育系统唯一的老教师代表发言并获得顾秀莲主任接见

八十春秋风雨路

我亲历了党史国史的风云变幻，正是这些经历也为我理性地认识党性、理解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我出生在潮汕地区一个贫穷农家，回忆我的童年，日子是艰难的。一方面是挨饿，饿肚子是常有的事，另一方面，是参与劳动，穷人孩子早帮家。我五岁就去地里插秧，还要帮家里编筐。1949年，我9岁时，解放了。小学和初中时期，从减租减息、土改、互助组、初级社、手工业合作社、“大跃进”各个阶段，都在我经历中留下不同程度的印记。总之，这些经历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所以我后来很自然地对我们党的理论、实践产生一种亲近感。

从1960年到1980年这20年，也就是我进入北大以后，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我进入了政治学的专业学习，也结合了社会实践，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1960年，我考入北大政治学系。大学的学习，一方面是历史的学习，包括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特别是党史；另一方面是哲学学习，哲学是我最重视的学科；此外还有一系列的政治学理论准备。特别是阅读经典著作，这为我后来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苏联史打了重要基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这一阶段我也亲身经历了社会实践，投入实际的社会生活。我到农村参加了三次“四清”，“文革”期间，也曾去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书上有路实为基”，实者，就是实际，就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提供的经验教训。也正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得我在改革开放后能够比较自然和自觉地接受和拥护我们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

1980年，我四十岁了，“四十不惑”，从此时到我退休，也是我在有字书和无字书相结合的学习中不断解惑，一站一站地“问路”求真的岁月。八十年代，我的教学和科研的方向和重点逐渐明朗，苏联政治和政治体制成为我几十年关注的重点问题。我基本上是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把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治学的方法是把理论、历史和现状结合起来的综合的方法，实际就是以马列理论为指导，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出发，去学理论，去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的教学和科研的课题是《七十年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力图搞清楚的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围绕这个重大课题的教学和科研，我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历史、理论和现实有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了解和研究。

1991年春节，我乘坐列车，经过一个星期的旅途到达莫斯科，开始了为期半年多的访学和接触苏联社会的历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次苏东之行，主要读的是无字之书，是读书与行路的结合。我亲眼见证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怎样引起国民经济的混乱、政治思想的失控，大体弄明白苏联这个曾经强大的联邦是如何瓦解的……此外，访苏期间，我还先后到了芬兰、瑞典、丹麦、德国、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了解东欧剧变和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情况。这一段经历后，我开始形成了对社会主义问题比较系统的一些看法，有了一系列的文章。我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对苏东问题及其历史经验教训我自以为已经心中有数了，并且提高到对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规律层面。

2004年春，我办理了退休手续。学校通知我：到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座讲课。讲课定在2004年6月29日下午举行，我的题目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心还是如何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问题。我在简略阐述当前世界各国执政党基本情况、执政能力问题的提出及其内涵之后，重点讲了世界各类政党如何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历史经验。此后，我一方面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另一方面在全国各地讲课。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也推着我在进一步思考，进一步交出自己的“作业”，继续笔耕不辍。

 

从百年党史汲取经验启示

从我20岁开始的60多年的政治学学习、研究，再加上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活动，把感性与理性、读书与走路、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结合起来，我也形成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比较系统的一些看法。

我的思考始终围绕着现实政治实践的进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出现新的局面，在此基础上，经过我的思考，2002年我发表文章，提出了共产党执政的六条规律。

归纳起来是：一是诚心诚意为广大人民大众谋利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成功执政的根本保证；二是摆正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才能从根本上体现党的先进性；三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既不能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二者之间的斗争，警惕西方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四是掌握适度原则，正确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新时期共产党执政成败的重要领导艺术；五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才能保持党的战斗力，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六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才能使执政党永葆青春，从而保证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这六条执政规律，也是我党的执政经验，是快二十年前提出的，现在看还是比较符合实际。

在建党百年到来之际，我把我的观察和思考梳理为四个根本认识。

第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新”在哪里？就“新”在人民是在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的，从牛马不如、水深火热的苦难中站起来了，中华民族永远结束了鸦片战争以后任人欺凌屈辱的历史，有了真正的不可撼动的主权和独立。抗美援朝一战使得西方列强再也不敢轻易在我们家门口无所顾忌地耀武扬威了，使他们逐步明白“平等待我”的真实含义了。

第二，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实质是解决什么问题，马列主义的实质其实就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也就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然后求得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实质性的问题，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

第三，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40年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就没有今天中国在国际上如此大的影响和如此高的地位。这几乎是不必论证的。我们略为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第四，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个判断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

 

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信心来源

为什么说我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的充满信心？信心来自于哪里？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个条件。

第一个，我们形成了几条重要的执政理念。首先是人民中心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次是我们的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再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本质就是解答在当今这个世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跟其他国家建立什么关系？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主张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到现在我们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辈子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80后”，我从内心认定，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也是人类文明的新的重要成果。

第二个重要的条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几个方面的重要转变。一是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的重大变化，它带动了一系列的变化。二是经济运行机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所有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分配方式由单一的按劳分配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转变。三是由人治到法治，我们现在非常强调依法治国。四是政治上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转变，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五是发展观念的变化，我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我以前把“斯大林模式”概括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业轻农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积累轻消费、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率、重军工轻民用、重集体利益轻个人利益，而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契合中国发展实际，必将引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六是意识形态方面转向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同时鼓励理论创新，实行“双百方针”。七是对外关系上，由封闭半封闭向对外开放转变，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享共建的道路，这在世界上大国崛起的历史中是独树一帜的。这七个方面的转变，目前也是正在进行时，正在不断完善发展中，而且难以逆转。这是我们对实现民族复兴充满信心的重要根据。

第三个条件是我们已经有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经验。根据党的文献论述，我概括为九个字、三组关系：发、改、稳，党、民、法，马、中、西。即社会经济上，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政治上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根基，吸取和借鉴国外积极的文化成果。这九个字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是经得起理论推敲，可以理直气壮向世人展示的宝贵经验。

我们为什么能够取得了抗疫斗争的决定性胜利？第一就是源于我们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我们讲“民为邦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才是真正的“博爱”；第二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今天做的一切都是继承了我党百年来形成的光荣传统，举国体制、“全国一盘棋”，对口支援，人民战争等等，这是我们的重要优势，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继往开来，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这一套理念和方法，这是我们取得抗疫斗争决定性胜利的原因。

我走上政治学的61年研究工作历程，归根到底就是在走向专业、职业和我们的党的事业三业一体的历程。我的专业是研究政治学、社会主义，我的职业是一名政治学教师或者理论工作者，而我们党的事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实现这“三业一体”，我非常自豪。

回顾我过往的八十多年，能够亲眼见证共产党领导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还能参与其中，我感到非常荣幸。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光荣的事业，为此付出一点点努力，都是很值得的。2010年，我70岁时自撰了一幅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揪心；党心、民心、咱的心，心心相印。”2020年，我八十岁时写了几首《八十偶感》，其中有几句：“八十春秋阴或晴，履冰穿雾不惧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揪心”、“履冰穿雾不惧行”，是我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自勉，求知问路无尽头，我愿意继续思考、继续奋斗，我愿做一名“年轻的老党员”，继续力所能及地为党工作，为人民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