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一、人生识字忧患始

1933年11月14日，严家炎先生出生于上海宝山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清末取消科举考试之前的最后一批秀才。也正因此，严家炎两岁认字，三岁学唐诗，抗战前夕已经识字近千。到了严家炎五岁时，父亲又请了私塾先生教《孟子》和《论语》。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之下，严家炎作为一位儒者的终身基调已经悄悄奠定。

严家炎人生的另一种底色，也在幼年时埋下伏笔。先是祖父在抗战中为入室劫匪所害，然后是担任中学校长的伯父年纪轻轻患了肺结核，在那青霉素要用金条换的年代，因无钱医治而病故。后来又是十三岁的年纪上，父亲因胃穿孔不治身亡，从此严家炎的生活就依靠母亲种田为生。此外，还有幼年时，他坐在父亲扁担的一端，从宝山一路逃难到无锡，又因为前路被日军切断、只能无功而返的遭遇。1947、1948年，他又亲眼见证物价飞涨，一个月工资今天还能买一百斤大米，隔两三天就只能买五十斤。成长于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对时事的忧患意识便自然伴随了严家炎的一生。

严家炎跟文学的真正结缘，可算得上是机缘巧合。十二岁那年的暑假，还是初中生的严家炎在表兄刘纪文家见到一本《呐喊》，觉得好像开启了看待世界的另一双眼睛，从此终生都受到鲁迅的影响。除了鲁迅，严家炎后来又阅读了较多巴金、冰心的作品，这些“五四”作家的人文主义情怀让他感动，更让他萌生出动笔写写身边底层百姓的想法。在文学兴趣和现实关怀的双重驱使下，严家炎高二时在吴淞区主办的《淞声报》上发表了两篇小说：《巳生嫂》和《不堪回首》，其中《巳生嫂》是以严家巷的真实人物为原型，讲述一个贫困农民家庭的中年妇女拉扯孩子的艰辛。而另一篇以国民党逃兵为题材的小说《青青草》，曾在学校墙报上发表，却终因有涉政治而无法在报纸上刊登。

1949年上海解放，严家炎暑假没有回家，跟几个喜欢文学的朋友留在吴淞中学一起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讨论了《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年轻的严家炎被这些文字点燃了，希望能够投入切实的火热斗争，去展现那些富有激情的生活。

“年轻人嘛，想干革命。”严先生描述起自己当年的选择，微微一笑。高中毕业后的严家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人生选择。母亲自然是希望孩子能够上正规学校，最好是离家近的复旦大学。可严家炎却认为小说与人情物理相通，跟最广阔的现实相连，因此执意要去上“生活”这所大学。就这样，他报考了在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这是一所致力于培养土改干部的学校，严家炎在那里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还有《土改法》。1950年12月，他报名参加土改队，奔赴皖北参加了三期土改，后来又被抽调为中共安徽省委“三反”工作队队员，派往铜官山矿务局参与“打老虎（抓贪污犯）”，运动结束后就留在铜官山工作，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六年里严家炎利用周末、节假日以及夜晚空隙时间，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和理论书籍，还挤出时间来读报章杂志，留心苏联的文艺状况，并积攒了大量写作素材。

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却有不和谐的音符悄然传来。1955年最大的事件便是“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先生的老师，讲课既生动又深刻，深受革命大学学生的欢迎，可因为跟胡风通过信，也被牵连进去。“上千人，都是一些文人，好多都是共产党员，就这么被抓了，而且是抄家。这些事情让我无法理解，怎么可以这样子？究竟这些人有什么罪？”经过深思熟虑，严家炎烧毁了工作多年来写的草稿和素材。刚好1956年周恩来在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提出“向科学进军”，顺应这种风潮，北京大学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严家炎就报考了文艺理论专业，被录取后正式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

二、“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

严家炎考进北大时是1956级，但正式入学要等到1957年寒假过后。开学不久，他们就赶上了“整风反右”，北大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和辩论的人群。“反右派”一直“反”到1958年春天，又接上了全国规模的“大跃进”。先是北大四天歼灭麻雀502只，后来南门外又立起一片“土法炼钢”的高炉。1955级的本科生响应上面“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开始写作“红色文学史”，强调文学史的基本线索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1956级本科生则是“拔白旗，插红旗”，针对老专家老教师们的“资产阶级学术观念”和所谓“白专”道路出版了五本批判文集。偌大的北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58年10月，由于缺乏教师，中文系找严家炎谈话，让他给留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严家炎本来希望能够完成四年学业之后再去教课，但由于中文系的要求，也因为学位制即将取消，他也就只好接受这个任务，从此正式走上了学术研究道路。

从文艺理论转到现代文学，对严家炎而言自然是个不小的挑战，“更何况入学考试里，文学史这一门我考得最差”。他只好钻进图书馆，从故纸堆里的《新青年》读起。这一读就有了发现，当时流行的文学史著作中，为了贯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往往不顾原始材料，将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划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并认为陈独秀和李大钊当时就已是马克思主义者。严家炎阅读了1915年到1920年间的全部《新青年》杂志，发现当时还根本没有兴起无产阶级思想，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也要等到1919年到1920年的上半年。这就以铁的事实动摇了之前的主流文学史叙述。除了这些发现，严家炎还考察了1918年以后《新青年》文学活动的若干新因素、新变化，找出了文学革命向新民主主义方向逐步转化的标志，即：《新青年》编辑部从规模到影响力的全面扩大，优秀白话文学作品增多，先进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俄罗斯文学。这些想法就汇聚成了那篇著名的论文――《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全文正式发表于1979年的《文艺论丛》第8辑。

这种求实精神贯穿了严家炎的整个学术生涯。而在他心目中，“求实”不仅是要从当时历史资料中寻找答案，更意味着要遵从内心真实的文学感觉。

1958年严家炎被聘为《文艺报》的业余评论员，从此经常撰写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他总是坚持从艺术角度加以考察，将文学作品能否传达真情实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正是本着这样的立场，在当时对《创业史》的讨论中，严家炎才能独具眼光地发现，本着抽象概念塑造出来的正面英雄梁生宝存在着“三多三不足”的毛病，而梁三老汉凝聚了作家对农民的真挚情感，因此成为全书最丰满最具深度的人物形象。

关于《创业史》的这一系列评论文章引起了极大反响，美誉与谤议同时袭来，可严家炎依然不为所动，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样的秉笔直书，正不愧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士”的精神。“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时间淘洗之后，那些当年的争议都烟消云散，严家炎对于《创业史》的评价如今已成为学术界所公认的定论。

“文革”后的严家炎继续以同样的求实态度参与了思想解放潮流，1980年他写作了《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这句话成为当时文学研究界最响亮的口号之一。也是在这种实事求是精神的推动下，他从具体文本出发，为萧军和丁玲翻案，清理了姚文元所谓“双重标准”的荒唐文艺思想。在文艺界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潮流当中，严家炎所起的作用不可谓不重大。

在文学研究界，严家炎的“有点固执”（唐?先生语）是出了名的。他被岳母赐名“书虫”，被一些人称为“严上加严”，“过于执”，却依然毫不在意。人们只见到他“呆”、“傻”的一面，却不知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里，在当下商品化潮流甚嚣尘上的社会里，这样书生气的“呆”和“傻”为他筑起了一道用以自守的坚实壁垒。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严家炎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战斗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土地上，著作不多却字字句句都是掷地有声。他引领了无数学术研究潮流：80年代初期的多篇“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提出以“文学现代化”和“文学现代性”作为评价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一次提出“新感觉派”的重要地位，成为后来学者竞相追逐的“海派研究”之滥觞；他还主张现代文学史不应排斥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旧体诗词，并不顾世俗目光，以《金庸小说论稿》开金庸研究的风气之先……严家炎并不是刻意要“制造”学术新潮，而是脚踏实地、默默耕耘，在不经意间就走到了队伍的前头。

三、“这个世界会好的”

“文革”中的严家炎，像那个时代所有坚持操守的知识分子一样饱经磨难。他先是被中断了一切教学和研究工作，后来又因为支持“中间人物论”而被作为“文艺黑线人物”揪出来批斗，发配北大附小和圆明园劳动。1968年，本已暂时“安全”的严家炎看到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北大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一系列混淆是非、诬陷好人的行为，深深感到煎熬和自责，于是向组织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讲真话”交心，表达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结果他因此又被打成“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来更被荒唐地宣布为以吕乃岩为首的跨着对立两派的“中文系五人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第二年被发配江西南昌鄱阳湖畔劳动。

“文革”结束后，几经跌宕的严家炎并没有失去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和热情，他一方面拼命工作，希望追回“失去的十年”，另一方面更是竭尽所能培育学术研究的新生力量，做好现代文学的“保姆”工作。

严家炎从未离开过现代文学研究这片热土，他的弟子也已长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将现代文学研究的纯正道统和独立品格薪火相传。这也就正应了他最初两本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的名字《知春集》、《求实集》――从“春华”到“秋实”，八十岁的严老已是硕果累累、桃李天下。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问学求实录――庆贺严家炎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中，收集了曾受教于严先生二十三位研究生和博士后的论文，如今他们都已经是现代文学学术界的中坚力量。正所谓“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这样的欣欣向荣局面，与先生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严家炎于2001年退休之后，手头的研究工作却并没有停下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刚好可以实实在在地做一点事情”。这就有了由严先生牵头、多校中文系合作，历时八年，终于在2010年面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三册沉甸甸的大书强调文学研究的原创性，“不肯走现成的捷径，依然从发掘、占有相关的原始材料做起”。在当下新兴理论爆炸、研究陈陈相因、学术泡沫泛滥的研究界，这样勤勤恳恳、“八年磨一剑”的成果是极有标杆意义的。而在这部大书的后记中，严家炎自述写作过程的艰辛，他在年老体衰、视力下降的情况下，不仅亲自撰写其中重要章节，还负责全书的统一修改，这样的精神不由得人不为之震撼，更成为鞭策年轻一代的强大动力。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严家炎就曾参与编写唐?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编写这套后来曾获首届国家优秀教材奖的文学史过程中，唐?先生一再强调翻阅原始材料的重要性，“要翻阅期刊，以便了解时代面貌和历史背景”，更曾经因为每天工作到三四点而突发心肌梗塞住院。这样一丝不苟的学术品格，通过一代代老先生们流传下来，这是我们弥足珍贵的财富。

访谈过程中，严家炎说起当年担任中文系系主任时，全系一年经费只有六千元的困窘、90年代贪腐现象的泛滥、当今商品化和市场化的风潮，忧虑都写在了脸上。他甚至曾一度因为现实忧心而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我们问起老先生对于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解，先生认为这绝对是应该做的，要努力做到让公民主动监督我们的政府和社会、让政府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我还是有信心，这个世界会好的。”而建设美好未来的任务，则落到一向“敢为人先”的北大学子身上。“北大学生要踏踏实实、不能投机取巧，不要沾染商业风气。”先生的话语依然质朴，却是最不能忽视的真理。

人物简介：

严家炎，男，1933年11月生于上海。1950年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赴皖北参加土改。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肄业，后留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2001年退休。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丁玲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文学学科评议员、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

严家炎多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金庸小说论稿》、《求实集》、《知春集》、《问学集》、《世纪的足音》、《五四的误读》、《严家炎论小说》、《考辨与析疑》、《史余漫笔》及主编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

采访手记：

在人文学术界的那些传说里，严家炎先生是人如其名的“严上加严”。因此，作为晚辈的我们，在见到先生之前自然会有些紧张。可当我们踏进那个洒满阳光的客厅，却发现这位三十岁前便已声名远扬的长者是如此亲切随和、平易近人。而采访过程中，严先生的夫人卢晓蓉女士不断微笑着给先生添茶、提醒先生休息，这样夫妻相伴的岁月静好也着实令人心向往之。两个半小时的访谈里，我们坐在严先生对面，聆听他谈起饱经忧患而又硕果累累的一生，直陈对于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的看法，表达对于年轻一代北大学生的希望。先生的语气温和而坚定，讲到动情处甚至眼含泪花。“做人做事都要脚踏实地，不要在政治化和商品化的风潮中迷失方向”，先生不断这样强调。北宋大儒欧阳修有言：“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在浮躁的年代，严家炎先生却始终坚守本心，静下心来读书，潜下心来育人。他的身上散发着恬然自持的温润光芒，让我们深深为之倾倒。我们终于明白，什么才是儒者风范、士的精神；我们更加明白，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进，才能无愧于严先生的期望，无愧于一个北大人的称号。

（文/离退休工作部特约记者 罗雅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