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1949年的夏秋之交，站在福建滨海处向东眺望，台湾岛上军戒森严。千百年来隔水相望的海峡两岸，此刻却于蠢蠢欲动的战斗中维持着最后的平静。

夏末的毒日炙烤着人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在福州通往海滨前线的路途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军正在艰难跋涉。卡车在中间行进，道路两旁是步兵，车轮卷起泥浆，士兵们背着沉重的武器却丝毫不敢懈怠，谢冕是其中的一员。

这一年他17岁，刚刚念完高一。

“别人都说我是诗人，很浪漫，但我知道自己还有坚定的一面”

谢冕一家，一双父母拉扯六个孩子，在动荡的年月里，父亲略懂文墨也不免常常失业，母亲是出身于福州郊区的农家女子。全家生活拮据，米缸里常常是空的，家中值钱的东西都被拿去变卖，以换得一点微薄的生活费。

在家境贫寒、异国入侵、社会凋敝的环境下，谢冕的童年艰难而充满忧患，早熟的心境使他拒绝对于书本消遣和嬉戏的态度。他的文学启蒙始于中学课本中的古典文学。学校组织远游，谢冕因交不起费用而缺席，为了不使父母伤心，他把自己关在房中读书，诵读《琵琶行》和《长恨歌》，在诗歌中弭平哀愁。

与古典文学相比，谢冕更倾心于新文学。他曾说：“巴金教我抗争，冰心教我爱。”此外，鲁迅、郭沫若、沈从文、郁达夫，年纪尚轻的他无法完全读懂，却如饥似渴地扑向新文学的怀抱。他坚信：“新文学造出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

然而，全家供谢冕念到高中已是竭尽全力，对于当时的谢冕来说，除了从军，别无选择。

令谢冕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解放军进驻福州，所有军队不进民宅，临街而眠。“夏天的福州多热啊，解放军为了不扰民都睡在大街上，我们觉得多感动啊。”同时，从上海、香港传来的《毛泽东延安讲话》、歌剧《白毛女》和刘白羽的散文等等，也让知识青年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未来前进的方向。

“知识青年嘛，反抗现实向往未来，现实就是国民党，未来就是共产党。”经济窘迫的现实和追求光明的理想使谢冕最终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部队的六年时间里，谢冕在连队海防前线担任文职工作，虽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斗，但每一天都很危险。1952年，南日岛战役中解放军失利，谢冕所在的军团进驻南日岛。领导告诉他们要坚守一个月，那时候，谢冕身上也有一百发子弹，一支枪，四颗手榴弹。

他有些战友在南日岛牺牲了，有的被抓到台湾，在绿岛关了三年后才被放回来。“我当然也怕死，人都怕死，但是选择了参军，我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1955年，谢冕被定为“家庭成分不好”，复员回家。此前，谢冕从未想过主动离开军队。“要么就死，要么就一直干下去，虽然我知道文职人员升职很困难，干下去也不会有多大成就。但既然离开家，我就不想回去，人一旦下了决心，自己就要践行。我一生就守着这个夙愿，做就做到底。”

4月回到福州后，谢冕开始准备高考。谢冕在三项志愿里全都填了北大，分别是中文系、历史系和图书馆系，“一心非北大不上”，最终他如愿以偿，被第一志愿的北大中文系录取。

谢冕认为自己是“一个被不完美时代所塑造的不完美的人” 。青年时期，他曾有很多幻想，开始想做诗人，后来发现这时代与诗歌的自由精神不适应，诗人的梦很早就破灭了。后来他做了一名热血青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激情燃烧的岁月，刻板的生活，严格的纪律，他都坚持过来了。但是他的热血青年梦也被现实敲醒。

“我最后选择了北大。我曾经说过，选择北大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功，这里的环境和空气都适合我，我认定这是我梦想的乡土，做学问家的梦从那时就开始了。”

“我主张宽恕，但如果关系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我也不会含糊”

谢冕与人宽容温和。当代评论家、谢冕先生的好友及后辈陈福民在《门外说谢冕》一文中写道：“他（谢冕）习惯于认真倾听，当认为不太确切的时候，他会再追问你一次。然后他或是频频颔首，或是发出标准的谢氏爽朗大笑，这时候他很像个开心的孩子。”陈福民与谢冕相处时，从没见过他对别人声色俱厉地发火，“他的教养、风度使他在最难耐时更多是表情严峻而已” 。

谢冕的学生季红真回忆：“记得一次交的读书报告，谢先生看过之后微蹙着眉头，虽然没有说什么，却可以感受到他的失望。他非常委婉地说了几句话，点到为止，并没有严厉地批评我。这是谢先生的风格，绝不挫伤学生的自信心。”

作为评论家，谢冕的评论风格亦如其人。“我的优点是能够在许多作品中把作家得意的东西找出来，捕捉和发现，根据平常累积的修养进行尽可能多的比较，让好的东西浮现出来，这是评论家应该有的品质。”

谢冕的原则是绝不颠倒是非，每一次开口但求有理有据，没有读完的作品，即使有看法也谨慎不言。“批判人家，难道自己就没有缺点么，一想到这个我就不说了。别人的毛病可能你也有，何必苛求呢。鲁迅先生要是活着一定不喜欢我，他不留情面，很无情很尖锐，他可能批判我庸俗，我学不到他的本事，我更主张宽恕，但如果关系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我也不会含糊。”

1980年，新诗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会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论战。谢冕是这场论战的参与者。诗会结束后，谢冕应《光明日报》之邀，撰写了一篇短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文中他为“朦胧诗”辩护，指出它的进步性和合法性，以及它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革命性意义。

然而，这篇短文所引起的反响却令他始料不及。从发表之日起，这篇文章便受到激烈的批判和围攻，有时甚至被拔高到政治批判的高度，他的“崛起论”被认为是“系统地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和道路”的“放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挑战”。谢冕被视为“异端”，反对者称他为“古怪理论家”。

之后，工作组进驻北大，中文系的文艺理论、当代文学教研室是运动重点，谢冕又是重点中的重点，他在当时经受很大压力。事实上，他的初衷简单纯粹。“我是学者，我了解诗歌发展，讲出来是我的本分，也是北大教我的，在知识和历史面前，更应该如实地讲。”

谢冕师弟、中文系退休教授洪子诚是这次事件的亲历者，对于谢冕的遭遇及其经受的困难、打击，有些细节他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很少详谈过。‘清污’运动中，他私下没有对人诉说冤屈，也拒绝口头、书面检讨。事情过后，当‘反动’、‘受难’成为获取‘光荣’的资本时，却也从不见他拿这些经历来炫耀。”

“个人无愧于历史的点点滴滴，就无悔此生”

对于文革这场劫难，谢冕不愿过多地谈论。“相比其他人来说，我所受的苦难都太轻了，人家的苦难是家破人亡，我没有啊，我保存了性命，还活到现在，我的苦难跟他们相比都不值一提。”

十年中，谢冕被三次“列入另册”，多次遭到批斗，同时负荷高强度的劳动，身心均受折磨。1968年在校期间，他被划为“反动小集团”的一员，遭到校内师生的批斗，同时要负责烧锅炉；五七干校时期，谢冕被逼供成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顶着波涛汹涌的鄱阳湖劳动改造。

文革后期，他带领学生下乡劳动，同时进行创作。因为文艺观点和审美倾向与革命“时尚”不合拍，在“反右倾回潮”等运动中，谢冕又多次受到批判。

当时，谢冕给一个名叫高红十的学生批改作文。文章讲述一个到陕北插队的故事，其中写道：“陕北的大妈心疼北京的闺女，唠叨着，哎呀闺女啊，你可不容易啊，父母不在身边，过生日都没人疼你，今天大妈给你蒸了一个大馍。大妈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絮叨。” “我评语‘老太太?嗦得好’，他们就拿这批我几个月。”

风雨俱静后，曾有人希望谢冕写一篇文章回忆人生中的悔，他断然拒绝。“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终身不后悔。但文革中我留下一个永远的悔。”

谢冕与作家徐迟关系要好，在谢冕心中，徐迟是可敬可亲的师长。谢冕在京郊下乡劳动时，内心孤寂，与徐迟互通书信。“他的信写得很漂亮，写信的时候他诗人的本性就出来了，选一段文字单独发表就是极美的散文。”

两人曾通信二十多封，但在草木皆兵的年代，谢冕亲手将它们烧毁。“我终身不悔，这个却让我后悔。我一个人做事情从来不怕的，但那时候害怕了，我怕因为我连累了他。（信）是非常美好的东西，但是当时不为世所容。烧掉了以后，我就不能以此怀念他，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一生匆匆数十载，谢冕不为自己没有做大事而后悔，“我只做一点点事情，不写新诗，就做一点研究，也做到了老师教我们的不要说空话，我分内的事情，我就有一点点发言权。个人能够无愧于历史的点点滴滴，就无悔此生。”

离休多年，现已年逾八十的谢冕仍然奔波于各地学术会议，常常需要独自从北京城最北边搭公交车，去往交通更便利的地方进行中转，日程紧凑而繁忙。在家的日子他也闲不下来，“还有几本书没编呢”。

谢冕至今仍坚持每日晨练和淋冷水浴，这个习惯是在文革时期下放干校时养成的。2008年在西湖边参会，他随身带一双运动鞋。会议结束，他围着西湖跑了一圈，那样奔跑的姿态，是一位人生长跑者对沉浮岁月无声而有力的回答。

（本文参考了以下文章： 谢冕《文学是一种信仰》《我的读书生活》《一般的人只能被时代所塑造》；洪子诚《“知情人”说谢冕》；季红真《先生之德 山高水长》；陈福民《看哪，这个人――门外说谢冕》）

【记者手记】

谢冕先生精神爽朗，笑声响亮通透，就像阳光洒落大地，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回答任何问题，他总是一语中的，然后条理清晰地道出事件始末，最后一句话做结。他多数时候倚在沙发上，身体微微前倾，面色柔和。我们问到文革，他不愿多谈，沉吟好久才开口，那时他挺直了脊背，微微蹙眉，目光灼灼。

在我们这些初次冒昧拜访的后辈面前，谢冕先生真诚而坦荡，对于敏感的问题，他没有避讳和遮掩。谢冕先生的故事和他本身总让我想起林庚先生的诗作《新秋之歌》，“让一根蒲苇也有力量”。对于人生中种种磨难，他未曾低头，正如一株蒲苇，柔韧温和又坚忍不拔。那是一种热气腾腾的人格魅力，你不能不被吸纳和感召，也因此再也无法安于软榻。

这次采访之后，在燕园里行走，在社会上穿行，我会更加敬畏而恭谨，因为食堂里坐在你身旁啜着红豆汤的老人，很可能就是某个领域的执牛耳者，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历史，瞳孔中凝聚着未来，但他未必轻易言说。我们必须足够耐心和敏锐，在这个园子里，时刻准备着与人格、与岁月发生碰撞。

【人物简介】

谢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1949年8月入伍，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被评为教授，2000年离休。曾担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诗歌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他也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谢冕参与了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他的影响下，建立了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个博士点，他也就成为该校第一位指导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导师。

1989年起，谢冕在北大首创“批评家周末”，以学术沙龙的形式定期研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大或热点问题，坚持十数年不辍。

谢冕是“二十世纪文学”理念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先后主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10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卷）、《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卷）等书的编撰。谢冕个人先后出版了《文学的绿色革命》《中国现代诗人论》《新世纪的太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专著十余种，另有散文随笔《世纪留言》《流向远方的水》《永远的校园》等。

（文/离退休工作部特约记者廖垠雪 李华雨 高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