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柏拉图的世界是哲人王的世界，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由的精神才是最为高贵的品质。鲲鹏向往蓝天，人类向往自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由到底是什么。“古希腊人不为任何效用，不为功利，就是出于好奇心和兴趣研究问题的精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科学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是不为名利所束缚的自由，一个人整天追名逐利，那就不自由。”张世英在人生故事中道出了自由精神的一些面貌，也诉说了自己一生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对现实的看法。

“要做学问中人”

在张世英的记忆中，从儿时起，父亲就给予了他无尽的精神营养。父亲张石渠从小立志向学，曾在自己的书桌上写下了“无穷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的座右铭，从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教育系毕业后，一直在武汉市中小学讲授国文和历史。

九岁以前张世英一直在乡间私塾读书，在城里教书的父亲寒暑假回乡，教他背诵《论语》、《孟子》和《古文观止》，他的父亲经常称道陶渊明“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说这是老庄的道家精神。直到现在张世英还特别欣赏陶渊明，“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九旬有余的张世英依旧可以背诵《五柳先生传》。

除了《古文观止》外，他的父亲还教他读《史记精华录》和《庄子》。他的父亲特别赞赏司马迁不甘作随声附和的帮闲文人和御用文人的气节，他清晰地记得他的父亲讲《庄子》时告诉他的一句话：“要做学问中人。” 张世英一直把“学问中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他一生没有想当官，也没有想赚大钱。中青年的时候他有好几次当官的机会，但是都被他婉言相拒。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他刚到南开大学工作不久，有个学院请他去当院长，他也没有答应。

张世英从小就爱独自一人沉思默想一些玄远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读到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己”，他会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小时候张世英还曾想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我将来也要发现比哥伦布还要新奇的大陆。”直到现在，耄耋之年的张世英依然保持在外散步遐思的习惯。

虽然最终走上了哲学这条智者之路，但在小学时，数学特别是几何学才是张世英最喜爱的学科，而从对几何学学习中一个场景的回忆，可以看到张世英性格中对自由本真的渴求。初中的一天，为了证明一个“九点圆”问题，张世英一整天都在进行求证，那一天他没有吃饭，到了晚上累了自然睡着了，在睡梦中突然找到了答案，他兴奋地惊醒。后来张世英回忆这个时刻，称之为自己最高兴的时刻，他用辛弃疾的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来概括自己当时的心情。一个人研究问题，不出于任何实际的考虑，不为功名利禄所束缚，只是出于好奇心，出于追求真理的兴趣，这是古希腊的学术自由的精神。

“独立思考，见由己出，斯有真心真言与真才实学”

天性和家教使得年幼时期的张世英对于精神自由有一种自然地向往，而五年西南联大时光的磨砺，使得精神自由成为张世英的自觉追求。

1941年秋，张世英和一位同时考取西南联大经济系的中学老同学同坐一辆封闭型大货车，从重庆出发，途经贵阳，走了七天七夜，到达昆明。去昆明的路途虽然艰苦，但是进入西南联大以后，张世英很快就感受到了联大的民主和自由之风。

本来以为经济学是救世济民之学，但来到联大后发现经济系的货币、会计等“生意经”课程与自己的兴趣和性格不符合，张世英便转到了社会学系。可是社会学系的一门课是老师带领同学去妓院做调查，使得他无法忍受。恰好这时张世英选修了贺麟的“哲学概论”课，贺麟在课堂上用“荷出淤泥而不染”来阐释辩证法，给张世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最终转到了哲学系。“西南联大时期学生转系是非常自由的，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观还未完全成熟的学生，能够最大程度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专业。”

由于生活非常艰苦，很多同学都需要兼差以补偿日常开销，张世英也加入到了兼差的行列中。由于美学课和兼差的时间冲突，张世英常常不能去听美学课，但是讲授美学课的冯文潜了解到他的情况，便破例允许他可以不上课，以读书笔记和学年考试成绩结业，还对他说：“学习不一定非得围着老师转不可。”他的美学课成绩最后得了92分。

张世英还特别爱旁听一些必修课以外的课程。有一天，上课铃声正响，他赶着要去上本系的一门课，途经一个大教室，见窗外站满了人，便挤上前去探头看窗里，原来是吴宓正在上“英诗”课。一看黑板，满满地都是大大小小的One(“一”)和Many(“多”)。有点像魔术，顿时吸引住了张世英，他足足站了50分钟听完吴宓的课，而自己本系的课早就忘在脑后了。吴先生的“英诗”课是一个学期，他旁听了几乎大半个学期。直到现在张世英还能回忆一些吴宓课上的内容：“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之一，亦即和谐。”

而西南联大也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当时的教授在学术观点和风格方面各有特点，张世英拿他所在的哲学系为例，谈了几位名家的风采：“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

谈到西南联大不得不谈茶馆，这是“西南联大校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浓缩了那个时代的自由精神与青年理想。张世英谈起对“茶馆”的记忆和印象：“当时茶馆中有各种声音，各种景象，我和夫人就是在茶馆里相识的。各种消息，包括男女恋爱的消息，都是从茶馆中来的。读书声，打桥牌的声音，骂国民党的声音，应有尽有。茶馆墙壁上贴着‘闲谈莫论国事’。西南联大崇尚自由，德先生和赛先生同行，民主和学术并行……”

关于西南联大如何培养人才，张世英谈了自己的看法：“学术自由，如此而已！在学校里，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这也是学术得以自由的前提。惟自由才有学术。独立思考，见由己出，斯有真心真言与真才实学。倚政治之权势，谋一唱亿和之效应，乃不学无术、践踏人才之源。”

“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

张世英先生虽然能够以“逍遥游”的姿态，在历史的大风浪中摇曳，但是本性追求“精神自由”，使得他在特殊的年代中，只能遁隐于书本之中，难以言语，难以表达自己的哲思。

1946年西南联大毕业之后，张世英北上南开大学任助教，1950年由于张世英的夫人彭兰（闻一多先生高足，北大中文系教授）离职回武汉，张世英勉强在南开大学多留了一年，以夫妻不宜长期分居为由，辞去了南开大学的教席，于1951年夏来到武汉大学任教。

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张世英来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那个时候的北大哲学系可谓名家荟萃，那些名字同时汇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贺麟、洪谦、沈有鼎、宗白华……但是“这么多名家聚集一堂，不是为了切磋学问，而是为了便于批判和自我批判，改造思想。老教授绝大多数不得登台讲课，只能做点翻译，主要是作思想检查或接受批判。”谈到这些老教授，张世英依旧为他们感到惋惜。

张世英谈到文革十年自己不得不告别了专业，“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动乱，使我不得不长期告别了我的专业。我借养病期间熟读了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书斋成了我怡然自得的‘桃花源’。这段时期里，我个人的哲学追求似乎主要都寄托在诗兴之中。”张世英用一首诗总结了自己文革十年的时光：“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故园别久思归去，犹盼日西挥鲁戈。”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张世英的思想逐渐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仿若一个在外飘荡了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了自己自由的精神家园。但改革开放开始时，张世英已经年近六十，为了找回和补偿已丢失的盛年，他下定决心以“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的精神，来开启自己全新的哲学生命。在一种相对宽松的形势下，他个人的哲学研究进展进入一种喷薄状态。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张世英写的著作、论文，仅就字数看，已大约六七倍于先前的三十年，其中《中西文化与自我》、《哲学导论》、《天人之际》等著作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青年应面对现实，超越现实”

由于年事已高，这两年张世英精力不济，没有再写长篇论文，但他依旧在思考关于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问题，间或写些短篇小品以寄托兴致。张世英描述自己现在的生活：“或者坐拥书城，翻阅古典诗词；或者在电脑上看新闻，与亲朋通电子邮件，读中青年人的文章；或者乘车，遍游全国名山大川。”正是映衬了张世英客厅悬挂的字画“心?天地外，意在有无间。”

采访最后，张世英再次谈到了自己的青年时光，国家处于战火之中，但青年人是充满理想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我们同学躲在嘉陵江边山洞里念书，我不禁自问，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当年竟能在各种轰隆声中静下心来，埋首书丛中？读书与救亡，彷徨与憧憬，苦闷与毅力，激情与冷静交织在一起。和现在相比，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一般都少有也很难有什么现实的功利追求，多的是理想、向往和幻想。是时代使然，但也有值得我们主观上深思的空间！”

时代变迁，人亦是随着变迁，当前很多青年人似乎陷入到现实之中，张世英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当前的时代背景不同于那时，这不能责备青年。那个年代的青年有理想，也有空想，不能用过去责备现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到从前。不能简单地看待问题，时代变了，人活着总是与现实的东西相联系，但是不能沉陷到现实中，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理想，只片面地追求物质生活，那么这个人是不自由的。”

有理想地追求，自由地生活，并不是要远离现实，而是要面对现实，超越现实。张世英坦承自己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时代变了，我们国家现在还是要把经济民生搞上去，但一方面改善现实，另一方面也要不断提高精神境界。我主张现在的哲学应该提倡面对现实，超越现实。我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人也应该是现实的。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年轻人还是很有理想的。我们既要有现实也要理想，要把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追求结合起来。”

采访手记

第一次知道张世英老师的名字是在三年前，那个时候正在准备北京市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负责的老师给我们参赛队员每人发了一本张世英老师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一晃三年时间已过，有幸采访张世英老师，对于我来讲可谓是画圆了一段缘分。

虽然已经年过九旬，但是在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张老师一直保持着清晰的思路，侃侃而谈他的人生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他道出了自由精神的一些面貌，显现了他一生对自由的追求。

在整理采访文稿的过程中，张老师谦逊的姿态多次浮现在我面前，脑海中也是不断回想着张老师采访中多次提到的，“面对现实，超越现实”，“追求精神的自由”，看似普通的言语，但是对年轻人，也就是对我们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

人物简介

张世英，男，1921年生于湖北武汉。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至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开始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师导师，历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91年离休。现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张世英长期从事哲学研究，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张世英回忆录》、《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中西文化与自我》、《进入澄明之境》、《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导论》、《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20余种。

（文/北京大学离退休工作部特约记者 王远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