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作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清晨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了进来，斑驳的阴影投射在玻璃茶几上。茶几下是一摞摞报纸、杂志，摆放得整整齐齐，凑近一看，有《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茶几旁边，九十岁高龄的苏勉曾先生半佝偻着身躯坐在藤椅上，双腿上摊开着一份今早刚到的报纸，他左手微微架着眼镜，右手指在报纸上缓慢地滑动，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射到地上，勾成了一幅剪影画。

烽火连城兮，求学漫征程

幼年时，苏勉曾的家乡河南时局一度十分紧张，先有军阀混战，后有日军来袭，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时年七岁的苏勉曾才背上书包正式步入学堂，从此开始了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征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从河北一路烧杀抢掠，很快攻到河南。此时，刚在开封上中学的苏勉曾不得不随学校转移到河南东南位于大别山区的商城县，不久，又迁至河南西南的偏远小城――镇平县。乱世中，苏勉曾身如浮萍的状态直到学校迁到伏牛山窝里的内乡县夏馆镇才算结束。“我们当时年纪都很小，身板也瘦弱，没有汽车、火车，只能背着小行李，一天步行五六十里路赶到一个又一个安置点。日子很苦，但是没办法，国难当头，我们无家可归，只能与学校共命运。”回忆起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苏勉曾长长叹了一口气。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逃难中的求学生涯，特别是开封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涯对苏勉曾有着延续一生的影响。当时开封高中的老师多数是北大毕业的，学校也因之有了一些似北大那般的民主风气、自由思想和学术氛围，允许学生成立各种各样的社团，让苏勉曾印象深刻的有社会科学读书社、文艺社、剧艺社等。当时社团的很多活动多是由地下党直接领导，老师们还经常为学生讲解时政、分析时局。耳濡目染内忧外患的家国现状，苏勉曾与同学们的思想受到了触动，爱国热情更加浓烈了。这也促使他在1943年高中毕业时，与他在读书社结识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决定结伴离开国民党统治森严的河南，前往昆明的西南联大，追寻进步思想。

可是，决定容易，旅途却不顺坦。苏勉曾先是一个人走“西安--宝鸡”线到重庆参加了入学考试，在被联大录取后，他便马不停蹄地要赶往昆明。但是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远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当时什么办法都试了，坐过运货的‘黄鱼车’，也壮胆上过国民党军车的篷顶，一心只想往联大奔！”而时局对这群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有些前程未卜的味道。为了心中涌动的联大梦，苏勉曾甚至在鬼门关里头绕了一回。为尽快到达昆明，他取道贵州。无奈沿途道路崎岖，多悬崖峭壁，在离贵阳还有二百里地的息烽发生了车祸，苏勉曾被重力甩出，晕死在灌木丛中，后幸得被及时救出，在贵阳休养了一个月才清醒过来。凭着对联大的无限向往和追求进步、不怕困难的韧劲闯劲，经过长途跋涉，他最终于1943年底到达昆明西南联大。“以前我常和我的一些学生说，你们千方百计费很大的劲考托福去美国，我们那时向往西南联大的那个劲头可一点不比你们差。”苏勉曾笑道。

联大共国运，书生奋激昂

1943年，19岁的苏勉曾正式成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就读于化学系，开始了他与化学一生的不解情缘。联大学生们属于“公费”读书，国家给沦陷区学生贷金，保障基本生活费和伙食费。即便如此，物资供应仍然十分紧张。在一间间破旧的茅草房、土坯房里，这些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联大的莘莘学子们一面挑灯夜读、精进学术，一面又不得不“兼差”打工，以维持学业不辍。苏勉曾想起当时同窗们“各谋生路的绝招”：有去做家庭教师的，有在云南报馆做校对员的，有在影院当引导员的。苏勉曾自己也做了两份“兼职”：教人英文和在学生浴室里当服务生供水。

当时的西南联大虽然偏居西南，但它始终站在中国社会革命的前沿。即使在这种“半工半读”的艰难条件下，联大的同学也没有忘记关注国家命运。“当时联大有一面专门贴大字报的墙，很多人在上面发表观点，颇有百家争鸣的感觉。”苏勉曾追忆说。大字报多表现进步思想，从对战争形势的看法到对社会局势的评判，不一而足。那个时候，联大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的教授们经常出来演讲，文科系、法学系的教授们也总是侃侃而谈。学生们往往席地而坐，聆听教诲。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苏勉曾参加了历次学生运动。但他笑称自己那时候觉悟不高，“运动过后，我就又回到图书馆苦学去了”。

苏勉曾个人照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迁回北平。苏勉曾选择到北大。“我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流浪了八年，终于可以安定下来好好读书、搞研究了”，正是这种单纯的“我为学术狂”的精神，让苏勉曾得以与北大结缘。

然而，抗日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和平。1945年，中国又陷入了内战。当时的北大秉持五四精神，民主气氛浓厚。师生们经常参加反国民党独裁、争取社会民主的运动。他们热切企盼全国的和平，不但抵制国民党政府南迁北大，一些进步学生还偷偷地跑到解放区参加共产党搞革命。受解放战争胜利的鼓舞和学运高涨氛围的影响，苏勉曾于1948年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文化工作者联盟，积极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动员师生、北大附近居民迎接解放。1949年北平解放，党组织要吸纳培养新成员，苏勉曾被吸收参加党员培训班，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苏勉曾看来，如同他加入共产党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留校任教也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选择。解放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期，也是苏勉曾在实验室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当时，他跟着化学系的主任钱思亮教授做有关杀菌剂（苯环）的毕业论文，研究目的是使杀菌能力变强、毒性变弱。这个实验要求对氯代苯酚上的第6个位子做很复杂的合成实验，但是受当时条件限制，许多化学试剂都要靠自己去找。为了做好实验，苏勉曾只能尝试从裂解蓖麻油里取得几种直链醇。他日复一日地埋头苦干，在高温真空裂解下分离不同的碳链醇，再接到苯环的第6个位置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他成功了。1948年，正值北大50周年校庆，学校准备举办一场学术报告会，要求每个理科院系出一篇论文参会，苏勉曾获得了导师的推荐。后来，他又在中国化学年会上作报告，这是他在化学领域暂露头角的时刻。

沉浮几年岁，矢志为学问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北大迎来一片新气象。随后，“破旧立新”“三反”“五反”等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为向科学方向发展，北京各大高校根据实际发展需要进行了院系调整。但是好景不长，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极“左”路线指导下的各种政治运动便接踵而至了。

1963年北大开始搞社会教育运动，师生被陆续派到各地农村。苏勉曾也被分配到四川峨边县的一个山区公社，带了一个工作队，共十几个同学参加运动。每个同学被分到相应的一个生产队去做领导，访贫问苦、搞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指导生产。当时苏勉曾对上头的做法比较怀疑和排斥，因为实际体验让他觉得农村干部多数很好，并不存在“四不清”问题。所以，他时常告诫他的学生要尊重当地党支书、村长，切不可高高在上乱指挥。

不久后，苏勉曾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研究所进修。1965年他从苏联进修回来，回国后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苏勉曾也曾几度沉浮：先是挨批斗，闭门读毛选；后被派到北京化工厂思想改造，和厂里的工人搞技术革新；最后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鲤鱼洲农场改造。文革的压抑气氛使苏勉曾深深意识到这种“斗、批、改”的风气是违背国家传统和世界文明的。在被下放改造的过程中他始终不忘克服艰难条件，刻苦钻研，积累经验。他有着“看天上云卷云舒，观庭前花开花落”的平和心态，坦言如果生不逢时，多吃些苦、受些罪、经历些挫折，对一个人的成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管是奔波几千里去上学，还是下乡劳动，又或者是被批斗，苏勉曾既不怨天尤人，也不畏难退缩。回忆起这些往事时，九十岁高龄的他，眼里透出的不是惋惜，也不是遗憾，而是历经沧桑沉浮后的恬淡与释然。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苏勉曾的学术研究也迈向一个新台阶。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了解到固体化学这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对国家发展意义重大，苏勉曾就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当时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固体化学都是一门很新的方向。上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才有人系统研究固体化学，理论上仍存在着诸多困难；而研究固体化学需要的高端探测仪器，在国内也很稀缺。苏勉曾不仅要克服实验条件简陋的困难，自己制造设备，还要不断参考国外最新思想动态，进行多学科的交叉讨论，特别是和物理系光学、磁学的教授探讨。固体反应条件通常比较苛刻，90年代初期，他率先将国际上的“软化学合成”方法引入国内并加以发展，在温和的条件下，实现了发光材料、径向梯度折射率玻璃等多种无机功能材料的可控制备。

就这样，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苏勉曾不仅成了将固体化学引入国内的第一人，而且为这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倡议在中国化学会内成立固体化学专业组，由北大化学系牵头组织或协办的全国固体化学学术会议达十余次；同时，北大举办了两次固体化学研讨班，邀请国内同行来座谈，作了多场学术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苏勉曾（左）与同事合影

改革开放后至他正式退休前的二十多年里，苏勉曾始终兢兢业业，将宝贵的时间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化学实验室。他先后培养了二十二位硕士、十一位博士，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研究论文，出版了三部专著、两部译著。在用于三基色荧光灯的蓝色荧光粉、超细稀土-过渡金属合金、永磁材料和X射线储蓄发光材料的制备方面，申报了四项国家专利。在社会服务工作中，他担任过中国化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发光学分会常务理事等职，担任过《化学通报》《中国科学》等10种学报的副主编、常务编委或编委。

此外，苏勉曾系统研究过稀土氯化物、碱土金属氯化物及二者之间的熔盐相图，确定了稀土氯化物水合物脱水和气相水解反应的机理，为我国稀土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苏先生当之无愧是我国固体化学，特别是稀土功能材料领域德高望重的领军科学家！”现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严纯华不无敬佩地说。

学者范长存，耄耋情依旧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一生秉持“科学救国论”的苏勉曾对于学术和研究的热爱超乎了常人的想象。“老爷子到八十多岁还在带研究生，天天往实验室里跑。”谈到“学术狂”的父亲，苏勉曾的女儿笑道。

在苏勉曾的学生眼中，他从来都是个“行胜于言”的学者。苏勉曾有着学者严谨踏实的作风，做学术、做人都力求一丝不苟，对自己的要求甚至近乎苛刻。他给学生们讲授固体化学时，使用的每张投影片均为手写，字体优美、图片规整，常为学生们所惊叹。每当研究遇到困难时，他也总是亲自带学生查找资料、讨论问题，寻求各种解决途径。他的实验技能高超，遇到难度大的实验，学生们不知所措时，他就亲自动手。据他的学生、北大化学系教授荆西平回忆，有一个测试氯气分压的玻璃装置就是苏勉曾自己吹制的。即便是退休后，但凡有学生当面或者电话咨询问题时，他也总是能够娓娓道来，使人茅塞顿开。“先生的谦逊和博学是渐渐成人的我所愈发体会到的特质。”严纯华感慨道。

苏勉曾对学生的要求也很高，他总是教导学生们要把实验室收拾干净，把各种仪器设备准备好，再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当日要做的事，安排好工作程序，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一丝不苟地做到位。“先生的这种品质和精神，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课题组的同学们。因此，我们这个课题组出来的同学，都好像带上了这样的印记。”苏勉曾的学生、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回复记者的邮件采访时这样写道。

退休后的苏勉曾除了依旧关心固体化学学科的发展外，也重拾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爱好。他喜欢看书，但凡社科类、文学类的均有涉猎；兴致来的时候也喜欢唱两首。“老头年轻时候是合唱团的团员，退休后也一直在北大教授合唱团呢。”苏勉曾的女儿说。除了看书、唱歌，苏勉曾还喜欢照相和滑冰。“我的生活可不是只有化学的，但是本质上讲我还是最喜欢化学。”他“狡黠”地笑了笑。

说到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北大，苏勉曾有点激动。他说自己很喜欢北大，以作为北大人而自豪。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是他所推崇的。“我在学校搞什么研究，开什么课，带什么样的研究生都是我自己决定的，很自在。”

当记者要求他为年轻的学生写一段寄语时，他笑道：“谈不上什么寄语与殷切期盼，我想和年轻学生分享的无非是研究学术数十载的心得，那便是甘于寂寞，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不要弄虚作假，急功近利。如果能将个人兴趣与未来发展同国家社会的需求充分结合起来，学有所用，那就更好了。”

苏勉曾的一生虽然历经战乱和政治运动，但他始终以豁达乐观的心态，勉励自己，将个人命运系于家国。他对学术和科研的热爱是浸透到骨子里的，他视所有的艰难困苦为“曾益其所不能”的宝贵食粮，也因为如此，他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并最终攀上了学术的高峰。(文/离退休工作部学生记者龚玉婷)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王颖霞、卢英先、王菲等老师在核对本文专业知识方面给予了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记者手记：

第一次接触苏勉曾老先生是打电话时，电话那头声如洪钟，先生九十岁高龄却难得耳聪目明。记者说明来意后，老人家很快答应采访并约好时间，嘱咐我将采访提纲提前发给他。等到第一次登门拜访时，先生拿出几张文稿，上面工工整整地写满了他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令人感叹。

先生的回答常常富于逻辑，简单明了，绝不拖泥带水。回答问题时也非常的亲切和蔼，儒雅谦逊，颇有长者之风。

第二次登门拜访向先生索要照片时，先生拿出了一堆整理得整整齐齐的照片一张张给我们找。我在先生旁边，听他回忆一个又一个出国访问、做实验的故事，彷佛看到了当年意气风发的先生是如何带头建设我国固体化学学科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先生的生平，我给他的几个学生都发了邮件。令我诧异的是来信多称其为“苏先生”而不是“苏老师”，盖“先生”二字更能体现他学识的渊博与学者的风范。

采访中先生多次提及自己艰难的求学、工作岁月，感叹今日的学习生活环境较之他们那个年代有了很大的改善。他说他很羡慕如今学生的学习条件，强调一个人的成长成才都是有赖于国家的培养和家庭的抚育的。自己取得的成就也是与国家有关，绝不是单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达成的。他说：“我认识到这点，要记在心头，与同学们共勉。”

在领略了先生的风骨与精神后，使我更坚定要写好先生的“人物小传”。正如先生的学生严纯华老师在复信中写道的那样：“我觉得你们的工作十分重要。在当下浮躁的气氛下，系统地挖掘和报道代表北大根、北大魂、北大神的一批老先生，十分急迫而紧要。”

但愿更多的同龄人能够透过我们的“君子志道”栏目了解更多的北大精神，并将之传承下去，我想这也是先生的愿望吧。

人物简介:

苏勉曾，祖籍河南信阳市，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63年至1965年曾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研究所进修，主攻无机化学、固体发光材料化学。长期从事稀有元素化合物性质、钍和稀土氯化物与碱金属氯化物的相互作用以及X射线发光材料的合成与发光机理研究。主持研究的科研项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5）”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甲类）二等奖（1995）”等。著有《系统无机化学》《稀有元素化学》《固体化学导论》《发光与发光材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