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上，他以身作则，治学严谨，虽已年逾古稀，却始终坚守在世界社会主义学科研究的前沿阵地；

教学中，他执着践行“传道授业解惑”的古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才干；

生活里，他又是一位和蔼的父亲和爷爷，用自己宽大的胸怀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将自己的爱带给学生和家人。

冬日的暖阳下，我们时常能够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骑着自行车自如地穿梭于燕园之中，这便是我们今天将要采访的黄宗良教授。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但是今年已经年过七旬的黄宗良教授仍旧精神矍铄地活跃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为北大的的发展建设和国家的科研进步尽心竭力。

退休后，黄宗良仍旧积极参加校内校外组织的各项活动。他加入了国际关系学院王炳元教授为组长的“教学督导组”，与张映清、李玉、刘金质几位教授一起负责督促本学院年轻教员的教学。黄宗良认为建立这个督导组对于保证教学质量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国际关系学院在各方面的工作历来都是很正统、很认真的，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板有眼。对于一个学校来说，教学永远是最重要的任务，设立督导组有利于提高教学的质量。”最令人佩服的是，黄宗良总是用最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次的督导任务。他开心地说：“参加督导组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毕竟隔行如隔山嘛，我们这一个行当就分成那么多研究方向，听听他们的课就我自身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正是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敦促着黄宗良抓住每一个机会学习知识、充实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就是“老年人中的一名青少年”，理应多做些事情，永远饱有学习和奉献的热情。

自从64岁退休以来，除了活跃在北大校园之外，黄宗良不断地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应邀接搜媒体采访、撰写文章，还参加各个领域组织的研讨会等等。最近，黄宗良还为中央党校的科研项目组做结项评审，同时审读一些学术成果，并在福建华侨大学做兼职教授。据教授自己介绍，他还给很多报刊杂志写文章和书评。为了准时而严谨地完成约稿，黄宗良坚持每天早上早起读书，“因为要给人家写书评，就必须要认真地去读书，不能胡说啊，文章是不能随便写的，要写就写的扎实一点，必须要有点新意”。

黄教授的退休生活充满了繁忙的学校和社会活动，但是教授仍旧坚持着自己的做事准则：干自己愿意干的事情，并且有选择地接受各种邀请。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老人家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会去写一些充满了空话和套话的文章，因为这是对社会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黄宗良认为年龄对于社会科学的掌握和学术成就的取得是十分重要的，相较于年轻人，年纪大一点的人有更多的实践经验和切身体会，而这些对于认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规律都是十分必要的，所以自己作为一位比较年长的学者，虽然在编制上已经属于退休人员，但在学术界依然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为了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传授自己的知识、交流思想，黄宗良近年一直在为全校博士生讲授中国建设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同时通过与年轻学生的接触为自己的想法中注入一些新的思维方式和活力。虽然一直奋斗在学术科研的第一线，但是黄宗良对于很多人对于自己“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这一评价却不以为然：“干活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兴趣和乐趣，如果一个人60岁的时候退休了，但是还能做事情，社会也需要他，他完全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很多国家还有大学聘70岁的人做校长，如果你有能力，也当然可以去做。”

除了忙着教学和科研活动之外，黄宗良还是一位称职的爷爷，只要一有闲暇时间就会陪着自己的小孙女。谈起孙女，黄宗良掩饰不住满脸的慈爱和开心：“小孙女是我的心肝宝贝，两天看不到就想。我明天就要去外地了，今天下午一定要过去看看她。”在退休之后仍旧能够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又能和家人温馨地生活，大概是一个人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了罢！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黄宗良倾其毕生精力，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科研的进步和发展，并激励着无数后来人在其所做的事业上继续开拓。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年龄不是一个人是否能够继续在岗位上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衡量标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人物资料：

黄宗良，1940年生，广东潮州人。1960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学习。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起任教授，1993年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2004年，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授当的建设问题，之后在全国各地做学术讲演百余场，得到广泛认同。发表（及主编）著作十余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有六篇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引起学术界关注。现仍任北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共产主义史学会副会长。黄宗良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理论、现状的研究和教学，其科研重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