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初见杨永义老师，他即给我们小字辈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少见像他这般，八十多岁了，却依然精神矍铄的。魁梧的身形、标准的京腔，腾空桌子、倒水闲聊，利落地收拾好一切之后，杨永义开始向我讲述他八十二年的人生故事。

生于忧患，入伍从军

生于1932年的杨永义，真正的记忆开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伴随着那场中华民族的抗争，他的整个童年生活便与国家和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童年时期，杨永义的家境并不好。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杨永义一家从村里搬到通州县城租房子住。虽然和其他孩子一样七岁开始在通州城上学，但高小还没有毕业，杨永义就回到家里帮忙劳动，凑合维持生活。还是孩子的杨永义有机会“亲密”接触了八路军，“华东的部队调往东北，路过我们那里住了几天。那时我刚十三岁，我说我要跟你们去当兵，他们说你太小，小孩儿不行，再大点儿可以。那些天，我和这些八路军一起聊着还挺好，他们住了一个星期，就往东北去了。”1946年，解放战争影响到了北平这座古老的城市，杨永义的童年里开始有了八路军（实际为人民解放军，老百姓习惯称呼为八路军）的身影。“我们那儿有条运河，晚上河东的八路军游击队活动比较多，我也常常听说东北啊、解放军打胜仗啊这些事，就这样逐渐知道了他们。”1948年下半年，通县开始乱起来了，县城里的有钱人纷纷往北平城里跑，傅作义的部队也在收缩，八路军的区政府、区小队、县大队等地方武装也就在通县变得更加活跃。十六岁的杨永义常听祖母和父亲说八路军这好那好，便又有了参军入伍的想法。

1948年11月底，杨永义正式入伍从军。参军之后，杨永义所在的部队来到张家湾镇，那里是通县十六区区公所所在地。当天新兵们就编入了区小队，“区小队长给了一支老套皮枪、一根皮带，这就算参军了。”杨永义笑着回忆自己的第一套军人“装备”。从区小队编进县大队后，新兵们面临着编班的问题。老战士们看着只有十六岁的杨永义，决定不给他编到步兵班，而是编到机枪班。但是对于当时还很瘦弱的杨永义来说，他首先担心自己扛着机枪能不能跑得动。老班长或许是铁了心要“拿下”这个小兵，他说：“机枪班夜里不用站岗，还特许你不用扛着二十多斤的机枪跑步，只带三个机枪梭子就可以。”就这么几句话，杨永义被班长“哄”到了机枪班。

1949年元旦刚过，杨永义所在的县大队向着平谷、盘山、三河开进，随后被编入冀东军区十四分区独立营三连。3月，部队到通县，负责警卫军管会和军用仓库，不久又开到朝阳区朝阳门外的朝外大街，杨永义所在的连负责社会治安。4月，部队又开回通州军管会，同样是负责社会治安。到了这一年6月，北京市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安总队，辗转多次的杨永义和战友们被编进北京公安总队，担负起保卫首都的职责。

杨永义老师（左）于1949年4月与同班战友合影

讲起保卫首都的故事，杨永义兴致颇高。北京对于他来说，不仅是自己的家，更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杨永义所在的排负责天坛警卫。天坛是当时的一个防卫重点，因为不远处的南苑机场有个油库需要保卫；此外，刚刚解放不久，中央领导都会带着外宾来天坛看一看。回忆起在天坛警卫的日子，杨永义直言任务很累很重，“天坛那时周围的松树、杂草特别茂盛，兔子、野鹰什么都有。我们无论年龄大小都要站岗，夜里轮到谁谁就去站两个钟头。那时我们拿的是缴获日本的三八枪，装上刺刀比我还高，都是真枪实弹在站岗。我们站岗不站在岗楼的灯底下，而是躲在墙角里，要防止打黑枪。我那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也不觉得害怕。”

虽然是辛苦的任务，但当杨永义说起新中国成立那天下午三点，他们在天坛远远听到喇叭里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我分明在杨永义的眼睛里读到了一份非亲历者难以体会的骄傲和自豪。

且干且学，南下金陵

1952年冬，杨永义提干，这意味着他不需要面临复员的问题，可以继续在部队发展。“让站岗咱们就站、说盯着就盯着，什么时候让走才撤。”这是杨永义作为一名军人的最基本的素质。

提干之后，杨永义到团部警通排当排长。1953年，他又被安排到总队学了八个月的参谋业务和通信。1954年4月，结束学习的杨永义到三团参谋处当参谋。

1954年10月底，他又进入军委高级通信学校学习。在高级通信学校学习的两年是杨永义给自己“充电”的时间，也正是这两年的学习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这段全身心投入的学习生活，杨永义记忆犹新。“这所学校属于军事技术型，除了学政治、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国内国际时事等，主要学通信业务，体育课的要求也很严格，学校的管理很多都在学苏联，要求很高。这些正规的学习和严格的训练对我的成长很有好处。”

1956年，杨永义从高级通信学校毕业，被分到了南京军区某师独立通信营，开始了在南京的部队生活。

在独立通信营，杨永义担任通信连长。时值部队实行“三大制度”和第一次大整编，强调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对每一个基层部队的干部都有更高的要求。“在部队当连长，军事训练科目都要做示范，比如打枪，手枪五发弹、25米，要求连长做示范，必须要45环以上；步枪，百米、五发弹，45环以上。你当连长，整个连的三个排都在看你，你得做好，才能带好整个连队。”谈起这段时间带兵的日子，杨永义热血沸腾，抑制不住的激动。担任三年连长之后，杨永义被调到无线电连当指导员。一年后，调至师直属政治处做政治助理员。就这样一步一步，到1965年，杨永义任独立营政委。

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同样冲击到了部队。当部队干部都担心军队也被搞乱了的时候，中央指示野战军以下不准搞“四大”，这样，杨永义和他的战友们才踏实许多。但个人在这场历史的洪流中总不免于被携卷――杨永义在1969年5月被派到地方支左，1974年3月才返回部队。

回忆起从提干到南京的部队生活，杨永义说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在高级通信学校学习的那几年。“那时候我们的成绩是五分制，我都是四分多点，也有五分，成绩一直不错。在那个年代，学些文化还是管事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好好上大学的机会，所以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学了点儿东西，边学边用边提高，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很大。”杨永义如是说。

北上返京，归根燕园

“文化大革命”期间，军人不转业，整整十年的积累，部队十分臃肿。1978年，在部队工作了三十个年头的杨永义主动提出转业，而他的转业要求只有一个――回北京。“我是在通州参军的，哪儿来回哪儿去，我对做什么工作没有要求，只要回到我的家就行。”转业回京的杨永义来到燕园，任北京大学武装部部长和二机关党委书记，开启了一段不同于部队、亦文亦武的工作。

武装部主要负责学生军训和军事理论课的教学工作，这些常规工作是杨永义在任期间每年的重点。但让他印象最深的，是负责建国三十五周年国庆检阅北京大学学生仪仗队的训练。杨永义担任学校仪仗大队的大队长、学校国庆节检阅副总指挥。

提起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国庆检阅，或许北大人都会想起那个“小平你好”的条幅，那正是由北大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打出来的。而杨永义负责训练的是仪仗队，要求更严、任务更重。谈起这段辛苦的训练，杨永义只是一笔带过，他更愿意给我分享检阅当天的小插曲。“那天老师、学生们五点钟起床，五点半出发，按指定地点应在前门箭楼前下车、博物馆北门前集结。但下车后发现人太多，根本进不了天安门广场，时间也不够。因为我熟悉地形，又有带队伍的经验，当即决定改变行进路线，向东进正义路南口，出北口，再向左绕到了博物馆北门。我带领一个中队在前，其它中队跟进，跑步前进，按时到达了集结地点，各中队点名没有一个掉队的。”这段“神奇”的狂奔路线被其他老师啧啧称奇，而对于杨永义来说，这是他几十年前还是小兵的时候保卫首都的功底。“我以前在北京城警卫，对天安门广场、前门附近非常熟悉，这对我来说不是个事儿。”杨永义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

北京大学的学生仪仗队有2100多人，在集结列队接受邓小平乘车检阅时，大家齐声高呼口号；分列式开始后，学生们抬着标语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检阅，经过西华表，队伍走到复兴门外才算任务结束。为了这次检阅，学生们8月中旬就回校训练，虽然很辛苦，但是北大仪仗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北京市国庆指挥部的表扬。

在燕园的生活，除武装部的工作之外，杨永义继续着自己不断学习的计划。“八十年代提出干部要学习、要更新知识，当时正好中央党校开函授大专班，我就参加了，读了三年，顺利毕业。在北大有很好的机会听课，我也常常去旁听，历史系四个学期的通史课、中文系的古汉语课，这些我都很喜欢去听。”对于部队出身的杨永义来说，这样的学习机会对他尤为珍贵。

1995年，杨永义离休。虽然离开了武装部，但他还是继续发挥余热，到成人教育学院继续工作，任学生工作组组长。就这样一直干到2004年暑假，72岁的杨永义决定给自己放假，真正开始自己的离休生活。

对于离休之后的生活，杨永义早有计划。他是个球迷，打了几十年篮球，还喜欢打太极、唱京剧，但他还觉得这些兴趣还不够。1996年，杨永义报名参加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学习了三年书法、书法理论和书法史，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学点儿东西修身养性，也为离休生活充实点内容”。现在，杨永义每天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早上起来必须锻炼，习惯了，下去打打拳、压压腿、走走步，和人聊聊天。上午干点家务事，每周二上午到北大老年书法班听课，下午自己也写几笔，然后再出去走走，回来做晚饭，几年如一日。”对于这样的生活，杨永义十分满意，“过得不错”――这是他对自己离休生活的评价。

从部队到燕园，从戎马倥偬到书声琅琅，丰富的人生经历让杨永义在看待问题时比其他人想得更多、看得更远。当采访临近尾声，我问杨永义对北大学生有什么期待时，他朴实的言语或许对我们这些书生气十足的孩子会有不少启示：“对北大的学生，我有三点希望。一是，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特点，情况不同，我们要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要联系实际，不要走极端，要自己思考分析，不要被各种各样的思潮干扰。二是，不管社会怎么变，我们一定要尊重在各条战线上的第一线劳动者，他们都在工作，没有这些人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只是坐而论道，没有他们，我们的社会怎么发展，有了些知识不能趾高气昂，要学会尊重别人，这点我们不能忘记。三是，年轻人确定的事就要坚持，不要像麻雀似的，从这个树枝跳到那个树枝，不能浮躁，坚持住做自己认定的事情，积极向上地面对人生。”

从戎马倥偬到扎根燕园，杨永义的人生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部书，但这两部书却巧妙地契合在了一起，耐读耐看，余味悠长。（文/北京大学离退休工作部特约记者 刘兰芷）

采访手记：

见到杨永义的第一印象便是标准的北京人的样子：身材高大魁梧，一口京腔，兴趣爱好广泛，待人热情，倍儿棒的精神让人根本感觉不到他已经八十二岁。当他给我展示他刚参军和提干后拍的照片时，我忍不住赞叹一声，接着就只是大呼“真是太帅了”，可能我貌似丰富的词汇中并不能找到一个适合于赞扬一名军人的形容词。当我从照片上抬起目光继续与杨永义交谈，我感觉到，或许是在北大三十多年的浸润，杨永义身上少了很多军人的凌厉，却多了些书香儒雅的味道，这样两种感觉的交融，让每一个与他聊天的人都心怀向往。

人物简介：

杨永义，1932年生，北京通县人。1948年入伍，1949年1月编入冀东军区十四分区独立营，同年6月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安总队。1954年10月进入军委高级通信学校学习，1956年毕业。毕业后分配至南京军区六十军一七九师独立通信营。1978年转业至北京大学，任武装部部长，1981年起兼任北京大学二机关党委书记，1995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