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初登讲台，毕业留校执鞭任教；10年前踏上最高讲台，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讲授执政能力建设；如今仍活跃于讲台，退休后笔耕不辍、孜孜不倦。

年过古稀的黄宗良教授，将求学与教学中的读书心得，汇成二十四个字：强基础、重素养、选典型、抓关键、联实际、勤进补、不吃辣、少吃甜。

读书用武正当时

1960年，黄宗良踏入北大，进入政治学系学习。

从农村走入校园，黄宗良是没人知道的土小子。对黄宗良而言，那时的学习目标就是认真读课堂规定的教材，获得好成绩。这种现在看来有些简单的价值取向，在无人指点的时候给了黄宗良最直接的学习方法：从课堂汲取营养。不过，他并不是挑个重点划一下地简单应付考试。

黄宗良还记得那时反复认真读过的教材。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介绍基本的世界观内容，本书打下的基础为他后来从哲学角度研究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指导。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介绍马克思资本论，其逻辑体系也给他建立了基本的思想体系。“基础的东西、基本的理论，基本的历史经验如果不明白，你就行之不远。”黄宗良如此解释。

在专业学习上苦下功夫，对黄宗良来说既是优点，又带来缺陷。“强基础我个人还是比较注意的，当然另一方面用去读杂书的时间太少，这是个缺陷。”为了保持思想的开阔，黄宗良有意识地补充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身为潮汕人的黄宗良认为，读书和吃东西一样，不能偏食，重素养即不偏废，黄宗良在学习上从不“偏食”。

从小学时便喜好的唐诗宋词，成了他一生的爱好。黄宗良每周必抽空吟诗念词，感受汉字传承的中华文化之美，在古典文化中陶冶情操。平时，黄宗良还爱翻杂志《读书》。“你不需要成天阅读长篇大论，有时也需要吃点小吃、零食。”他把这当作“小吃零食”，有空时读一小篇。他还把这个杂志推荐给很多学生，鼓励他们从哪怕三言两语中汲取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彩，“我七十多岁了都觉得很有收获”。

从过去的资源贫瘠到现在的卷帙浩繁，黄宗良在汲取营养的同时还注意避免文字垃圾的干扰。“选典型”是他的读书方法。“如果你想了解金庸武侠有什么特点，王朔到底有多能侃，并不意味着你要把他们的书全看了，选其中的代表作就行了。”在尽量回归原著的同时，黄宗良选择优秀学者的研究作为二手资源，从这些典型中建立通向知识的桥梁。他订阅《博览群书》，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典型问题，还订阅《书摘》，找到典型作品的重要篇章。

读书的时候，黄宗良会做卡片、做摘录，遇到重要的东西都会记下来，甚至是背诵。“没事记一记、捋清楚，正面的、反面的典型问题都有所了解，进而着手选典型，形成自己的观点。”

不做“书生”

1965年，黄宗良留校任教。从学生变成学者，黄宗良在自己的专业上越走越深。社会主义研究的重点、难点、热点是什么，他紧紧跟上。他一直思考：苏联的模式与历史究竟做何评判？

黄宗良读到一本名叫《让历史来审判》的书，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本书给了黄宗良很大的启发，书的作者前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也成为了他的座上宾。2002年，他邀请麦德维杰夫来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出席“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国际会议。他还直接到麦德维杰夫家去讨论问题。

这本书成为黄宗良深入历史、钻研理论的关键，他认为无论是做专业研究，还是看待社会问题，如果打不牢基础、抓不住关键，我们就很难提出有益的见解。研究社会主义不研究苏联不行，黄宗良说，他对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都很注意系统把握，关键问题会反复研读。

黄宗良还记得过去人民盲从的时代，自己作为其中一员，也盲目地相信一切。十年浩劫倏忽而过，黄宗良在四人帮事件后有了更多独立思考。更大的触动则发生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段时间。那时黄宗良恰好待在苏联，联系实际让他对所研究领域有了别样体会。

“你光读书不走路，没有你的亲身经历，没有你的所闻所见，那你的东西就基本上停留在书本上，就是‘书生’。”黄宗良笃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最大的习惯就是一定、必须、经常跟实际联在一起去思考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搞明白你读的东西”。

作为对社会主义、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多年研究的学者，他特别提到了当前部分官员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现象：这是一条2013年的新闻，讲的是某市交通局局长自己坐公交发现太热了受不了，于是给公交车统一安上了空调。“我们不少官员连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每天腾云驾雾，花红酒绿。离开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去谈社会主义那都是瞎扯。”他在生活中也时刻践行着这一真知：虽然家住昌平，但黄宗良拒绝子女开车接送的请求，而选择坐地铁来往学校，通过移动的“窗口”细微观察世情国情。

精神世界的营养学家

“人身体有虚弱的时候，精神也有苦闷、空虚，甚至一蹶不振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有觉悟，知道我应该看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黄宗良也时常遭遇文章难以开头、数月难以动笔的无奈，“这时候我就找一些比较有水平的作品，看人家怎么开头，什么思路，这就是给自己进补”，他还特别提到潮汕民乐也是他的精神补品。

当你的灰色心情需要一些正能量时，对症温补的书，就是黄宗良口中“补养”身体的佳肴。

不过，黄宗良心中也谙熟“过犹不及”的道理，阅读太过激进刺激的书籍，对年轻的身心反而有害。

当年，从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校园里就一片动荡。黄宗良也会拿着小板凳去东操场，沉浸在激越的氛围中。黄宗良将极左、极右等极端思潮形象地比作“重庆麻辣烫”，“辣就是很刺激，极左极右都是很刺激，他们在批判这个社会上的毛病时，让人听了之后很解气”，这种东西，不知其味不行，但是，上瘾也不好。

结合多年读书治学经历，他认为，平和、客观的态度对于读书人来说非常重要，国家无法去“压制”各类社会思潮，但我们对此必须有正确认识。面对当下“爱吃辣”的阅读市场，他认为这与整体社会生态还“放不开”有关系。

除了思想上的感官刺激，对生活中的诱惑也需要学会拒绝。在黄宗良看来，互联网改天换地开启了另一个时代。他也会利用网络获取信息，但会对庞杂的网络信息保持警醒。他指出，那些低级、低俗的作品，“看起来很舒服，就像吃糖一样，但吃甜吃多了也会危害健康”。尤其对有志于学术的青年学者而言，他强调学识的积累、素养的培育，都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提升自己的阅读主动性、利用好有限的阅读精力尤为重要。

就像面对社会思潮时奉行的中庸之道，黄宗良强调对互联网应该保持客观、平和的态度。“互联网不能回避，不可能停留在原来的纸质文化那个时代。问题是离开了纸质文化，还是不行。”（文/王志杰、周宇诗、唐伊豆、任真如）

【人物简介】黄宗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潮州人。1960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学习，1965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现任北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共产主义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政治学、中共党建的教学和研究。已出版著作有《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讲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