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人为范韧如蒲 潜心学问坚如石――访北京大学法学院蒲坚教授

 

蒲，多年生草本植物，生池沼中，高近两米。坚，牢固、不动摇。北京大学法学院蒲坚教授一生的经历刚好完美地诠释了这个名字的含义。他个性温和，教书育人60多年身正为范；他性格坚毅，90高龄仍潜心学问不曾动摇。他常说：“做老师有两点必有素质，一为学问高，二为人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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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北大恢复建立法律系，正值蒲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他被分配到北大工作，担任“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助教，从此开始了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科研工作，至今已有63年。

进入北大工作后，时任教研室主任肖永清知道他喜欢看书，便让他研究法律史并开设相关课程，告诉他这门课有看不完的书。蒲坚对历史很感兴趣，但大学时并未学过“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北大当时也未开过这门课。在这样“白手起家”的情况下，蒲坚想到民国时期大学的法学院曾有过“中国法制史”这门课，就去北大图书馆查找资料。他从中挑选了杨鸿烈先生的《中国法律发达史》和陈顾远先生的《中国法制史》两本书作为主要参考，逐渐明确了“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

可是仅仅有了对课程初步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基础不够雄厚”。因为“法制史是边缘学科，既要懂法律的常识，又要有历史学科方面的基础，没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做不了法制史研究，只能浮在表面”。蒲坚把大部分的工作挪到了晚上，把白天的时间腾出来到文史哲相关院系去旁听与“中国法制史”相关的课程。他曾经旁听过历史学系张政?先生的“先秦史料”，向达、汪?、邓广铭、商鸿逵等多位先生的断代史课程，还有哲学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文系王力、杨伯峻先生的“古代汉语”等等。他听一位老先生说，研究历史需要非常宽阔的视野，如何查找资料、古书真伪辨别以及避讳学等等，都需要懂，所以专门去图书馆学系旁听王重民先生的“目录学”。王先生给他介绍了很多相关的书籍，还给他提供了一些流散到国外的唐律残卷。这些老先生的课程让蒲坚受益匪浅，经过断断续续三四年的补充学习，蒲坚为研究中国法制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不断充实自己，具备了广博的知识、扎实的功底，才能教好学生、做好学问”。

蒲坚年轻时身体并不好，严重的支气管炎使他吃足了苦头。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何勤华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回忆，在他学生时，“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蒲坚）那从冬天开始一直到夏天天气已经很热时，仍然围着条围巾。这不是为了装饰，也不是为了给学生增加有知识的感觉，而是因为蒲老师严重的支气管炎”，但是“蒲老师为人很坚强、很乐观，他不管这一套，喘气管喘气，说话照说，讲课照讲，辅导也照样辅导。他讲课深入浅出，论证严谨，说话平和，语言也比较幽默。这经常令我非常感动”。

在五六十年代，青年教师讲课，要先写教学大纲和讲稿。开始时，讲义是大纲式的，后来每年修改，增加新内容，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补充新的资料，到60年代已经成为具有几十万字的大部头油印教材了。文化大革命以后需要教材，就在这部油印教材的基础上，按照出版的要求，由蒲坚进行修改，调整体例，增加内容。“那阵儿我担任的课程很多，研究生的课、本科生的课，还要赶讲义。正值期末，讲义脱稿后，我累得胃出血，住进了医院，住了一个多月。那真是累。”“他不睡觉不吃饭，结果病了，还是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的。”蒲坚的老伴杨乃牧女士忍不住在旁补充了一句。

蒲坚深爱三尺讲台。“我喜欢我的专业。”除了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本职工作外，蒲坚从1980年起担任中央电大“中国法制史”课程主讲教师，在国内很多大学讲过课，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做兼职。他在外边讲课从不计较报酬，只要邀请就全力以赴地支持。曾经有一位他的学生请他去外地讲课，之后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我们给您的报酬太少了，实在是微薄。”蒲坚只说了一句话：“不给报酬我也讲。”

蒲坚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小红说：“蒲先生有君子之风，宽人严己、谦虚谨慎、诚恳正直，而且平易近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他恪守的古训。因此，在工作和科研中，他善于与人合作。对同行中的工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求必应，认真完成。在学术上既能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又能破除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而成一家之言。”

“只要是能给我个教书的机会，我就满足了。我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认为知识是党给的，人是国家培养的，应把所学的知识无条件地奉还给人民，就这么一个思想。”

除了学问，德，是蒲坚最常提到的一个字。“当老师首先要有师德，老师应服务于学生。其次要有真才实学。德是教学生做人，真才实学是教学生立足于社会。”

他的研究生曾跟他说：“老师，您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您干吗？家里有什么事儿或者帮您抄抄稿子。”蒲坚对他说：“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来学习的，不是给我打工的，我有义务教你们，你们好好学习就行了。”

对学生，蒲坚像是一位朋友，一位慈祥的父亲。而他提携后生不遗余力、热情地关心学生，更是让很多学生受益难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大法学院1984级硕士苏亦工与蒲坚相识30多年，始终来往密切。蒲坚的为人处世、扎实学问，对苏亦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蒲老师做的研究不是追时髦、赶风尚的，他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做事踏实，不是死抱着西方的空理论，炫耀新知识，有老学者严谨的风格。现在他还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我一些词条的含义，我有时候甚至答不上来，他便嘱咐我在哪个方面要深入研究。”“上学的时候，我们经常去老师家，有时候赶上就留下吃饭，很随意。没有面条了，师母就喊老师去买，我们那时候也没有眼色，蒲老师就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买面条。”苏亦工回忆起旧时岁月仍对这些温暖的小事念念不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成伟也谈道：“蒲老是中国政法大学复办以后第一届研究生导师组的成员，他为中国法制史1979、1983级的研究生亲自执教上课，培养了很多人才。他经常关心、指导我，使我能够迅速成长，对学生充满热情，奖励后进。”蒲坚认为学生超过老师是值得高兴的事，而他也愿意为学生创造条件，愿意无怨无悔地当学生的垫脚石，尽量地帮助他们，特别是青年学生与教师，希望他们能尽快成长。

“当老师，不但要授业而且要传道，要在人格和学问两个方面做学生的榜样。人格方面，光明磊落、品德高尚自不待言，而在学问上，要当好老师，自己必须先有丰富的知识、扎实的理论功底。唯有如此，才能给学生答疑解惑，才可以尽到老师的职责。作为老师，光明磊落，对得起学生，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蒲坚缓缓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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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书也需做好学问。蒲坚坚信，做学问要严谨，不能自满，学问是无止境的，自己的力量却很微弱，所以需要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有一次他在校外给博士生讲课时说：“搞这么多年了，我在法制史门槛中也只是迈进一只脚。做学问必须坐得冷板凳。大家千万不能自满。”

法制史是一个冷僻学科，但研究起来却并不容易。在蒲坚看来，北大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北大图书馆藏书丰富。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查资料、借书都非常方便，助教也可以进入书库，每人可借20本。馆里的老先生谙熟目录和版本，对馆藏图书情况了如指掌。“我经常向他们请教，都给我热情的帮助与指导。图书馆是我最愿意去的地方，如果说我取得了什么成绩的话，那与咱们的图书馆是分不开的。只要我还走得动，就一定要多去图书馆，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

“我的智商不高，但我在学习上很刻苦。”蒲坚这样评价自己。他非常珍惜时间，那时候北大校工会暑假经常组织教师到外地疗养，他从来不去。他每天晚上都在12点以后才睡觉，利用假期到校外图书馆查阅资料。蒲坚那时候经常骑自行车进城到府右街北京图书馆去看书，一去就是一天，每次都是起早就出发，带上两个馒头夹点咸菜，拿一个小水壶。他乐呵呵地说：“到中午也是‘干稀搭配’，饱餐一顿。”晚上到家差不多都在7点以后。此外，他还有校际间的借书证，可以凭证到外校图书馆借阅。“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为了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真是如饥似渴地探求有关中国法制史的知识。”为查找资料，蒲坚肯坐冷板凳，其中自有甘苦：“如果找到一条有用的资料，别提多高兴了，也有时翻检半天毫无所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气馁，而且总是有开卷有益的获得感。”

现代实行市场经济，人们的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但蒲坚始终认为要做学问，还是要做到两个也许是不合时宜的条件：一是坐得住冷板凳，可以静心地坐下来研究问题，不受外界的诱惑；一是甘于清贫，不轻易为金钱放弃自己的操守，为精神的升华而舍弃一些物质的负累。

在“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学术定力下，蒲坚在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上取得了累累硕果：

他早期的研究成果《中国历代土地资源法制研究》，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释中国土地资源法制状况的专业书籍，填补了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是现在研究土地法制问题的必备工具书。

他的专著《中国古代行政立法》，全面、系统地阐释和分析了中国古代自夏至清、从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他在中国古代行政立法研究上的重要成果。

2001年，年逾七旬的蒲坚又出版了四卷本200万字的《中国古代法制丛钞》，该书获得了2002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书汇集了夏至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制史料，该书成为广大读者和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人员不可多得的基础参考资料。因为书中都是第一手资料，所以有的老师到今天还拿着这部书去上课。

他还参与多部中国法制史教材的编写。1980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法制史简编》是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法制史学教材，对于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由蒲坚主编的《中国法制史》曾获得北京大学优秀教材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中国法制史教程》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和国家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项目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蒲坚凭借深厚的法学研究功底，在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上勇于讲真话。在中日法史学界围绕着《唐律疏议》成书年代问题而展开的讨论中，蒲坚提出其中许多内容与日本学者所主张的开元年间的社会现实不符，由此论证了现存唐律并非《开元律疏》而是《永徽律疏》的观点，引起了日本法律史专家的重视，并将他的文章译成日文。

而在这众多学术成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花费60年心血编著而成的400万字的皇皇巨著《中国法制史大辞典》。蒲坚从1954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时，经常到图书馆借阅有关史籍文献，当时遇到许多古代法制方面的名词术语，读不懂，不理解其含义，于是便利用各种工具书，如《词源》《辞海》，遍查各代历史文献、出土简牍、各代典章制度，抄录了大量卡片，汇集了众多资料内容，同时吸收了以往辞书和相关的科研成果，以耄耋之年，手工编著《中国法制史大辞典》，书稿累计近一米高，他又先后经过四次认真校对，最终以一人之力，历时7年完成了收辞11343条的《中国法制史大辞典》。读者出版集团编审刘延寿在本书的书评中这样评价该书的价值：“这是一位年届90高龄、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法律史学专家倾其一生治中国法制史学之知识积累纂成的巨著。可以说是百年来中国法制史学领域出版的第一部大型辞书，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毋庸置疑。说它填补了这一领域大型工具书出版的空白，似乎不算过分。”

在郭成伟看来，蒲坚做学问有四个特点：一是以变应变，他能随着法律史资料的不断涌现而不断变换自己的视野和观点，能用新出土的文献来补充已有资料的不足；二是变中求新，在研究史料的时候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支离破碎、碎片化的研究，而是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所以能够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三是学为所用，整理资料的目的还是要用，提出新的学术观点，给整个学界提供一个扎实的史料基础，完成《中国法制史大辞典》，为专业学者、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了扎实的研究资料和基础；四是不变应万变，蒲先生严谨、扎实的学术精神，一如既往的执着是不变的，这种严肃认真对待学术的态度、耕耘冷僻学科的精神一直保持下来，这是最让人钦佩的地方。

人说学无止境，蒲坚的学术态度隐藏在这位90岁老人的心愿里：“到这个年龄朝不保夕了。我还想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再干点儿事儿。《中国法制史大辞典》里面有些词条还要修改、补充，将来有机会再出增订本。这几年我把材料都准备好了。我同几位学生还有我的孩子们交代，我这个年龄不保准了，如果不行的话，帮我出版。”在《中国法制史大辞典》刚刚问世的第二年，老人就已经萌生了出版修订本的想法。

教书育人、潜心学问，蒲坚对北大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60多年来，我作为北大人，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北大，作为法律人，一天也没离开过法学院；是北大培育了我，是法学院培育了我；我爱北大，我也爱法学院。”

（文/校报记者 园中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