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也犯了读书碎片化的毛病，看整本书眼睛不行了，所以可能对你们的帮助不大。”83岁的胡壮麟老师精神依然矍铄，在了解了我们的采访来意之后，如此谦逊地告歉，但是作为“爱书”之人，还是热情而又诚恳地向我们讲述了他的读书经历。

年少光阴书中寻

生于1933年的上海，胡壮麟经历了日军侵华的浩劫，从前居住的房子被炮弹炸毁，举家搬迁至租界避难。“所以能活下来已经不错了，不去考虑看什么书。”在国家危难、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生存大于一切的年代，读书就显得有些奢侈了。

尽管是商人家庭，胡家还是有着一定的藏书。胡壮麟回忆到，当时家中有一书架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虽然年纪小看不懂什么，但还是会经常翻一翻，可能也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中，培养了自己对于书的爱好和兴趣。

上了小学之后，胡壮麟自告奋勇地来到学校的图书阅览室帮忙，抱着厚厚的一摞书从楼梯上走下来的时候还曾经不慎从楼梯上滚下来，这也成为了他如今回想幼时读书经历时较为清晰的一段记忆。“这说明我是喜欢书的，但要问我那时候看什么书，我是说不清楚的。”小时候看的多是连环画（在上海叫“小人书”）。中学之后，胡壮麟看的书从连环画慢慢转向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对于其中的名著名篇，至今仍可以背诵，整个人的生活完全被书所占据。“那个时候书店比现在开放，我一进书店，就坐在地上一本一本地看。父母给我的零用钱大多都用来买书，我也不看电影，不听音乐，所以他们给我起了外号叫‘书蠹虫’（念书的傻瓜），家务事什么都不会干，就只会看书。”他对书的喜爱也表现在他对书的爱护，他对自己的教科书每本都会包上封皮。他书架上的书没有一本是卷角的。

在文学的世界里浸淫许久，胡壮麟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在这一科目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所就读的教会中学圣芳济中学与别的学校不同，每周都有一次就某科目的考试，周考成绩要家长签字，而由于对中文的偏爱太严重，他一度闹出了“中文第一、英文倒数第一”的笑话，让家长也无可奈何。

家国动荡志不休

随着年龄的增长，国家形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到了胡壮麟的读书选择。“我中学的附近有一家‘时代书店’，那个是苏联人开的，可以买到《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类书籍，以至一些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的书，如《青年近卫军》《丹娘》等。我家在徐家汇，家后面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在那儿可以买得到进步书籍，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书，这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胡壮麟坦言，由于自己所喜欢的作家都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所以自己对共产党也产生了好感。阅读了许多当时的进步书籍之后，他对于新中国也有了憧憬，思想上也开始要求进步。在鲁迅、茅盾、郭沫若、臧克家、艾青、何其芳等文学大师的熏陶之下，胡壮麟曾经提笔写作，并在当时的上海《新闻报》《新民夜报》等发表了几篇诗歌和散文。那时他才十五六岁。但是，他也渐渐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我开始懂得了小说来源于生活，我从小在城市里生活，对农村不了解，对植物、对花草都是说不清楚的。词汇量太小，古文功底不深，让我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

1950年，上海解放一年之后，胡壮麟参加高考。“那时的高考分地区考，我当时连续考了一个月，考了四个大学。华北区的清华大学，

华东区的复旦大学，和上海两所私立大学。”从小怀揣着像萧乾一样当记者的梦想，他有两个学校的志愿都填了新闻系（复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同时，在邻居的指导下，再加上在教会学校学习时积累的英文基础，他又报考了两个学校的英文系，最终他收到了四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经过同学的劝说和自己的比较权衡，他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英文组。

“进入清华之后，我是班上最年轻的一个，喜欢玩，踢足球、打桥牌、到城里面去玩，上课说闲话。”连最喜欢他的李赋宁先生也会瞪着眼睛看他。回想起刚上大学时的情景，胡壮麟不禁露出了笑容。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贪玩耽误了学业，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他因成绩不好被系主任叫去谈话。如此经历之后，对于大学生活胡壮麟有了新的认识和规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决定好好学习。

“从第二学期开始，我加入班委，当了政治干事，去帮助其他同学。清华设立了抗美援朝宣传员，我也报名了，又报名校刊的记者。所以一年级的下学期我的主要时间用在班委事务活动上，当时首先想到的是革命。”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胡壮麟开始关注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但也未完全放弃自己挚爱的小说散文，只是出于“补课”的目的，开始阅读英文原本。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胡壮麟来到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继续学习。

思义患不明

说起自己的读书经验，胡壮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小时候到父母朋友家做客，趁着大人说话的时候，他经常和小伙伴们跑到附近的小学里玩耍。小学校长对他们非常友善，拿出许多书让他们看。当他看完一本书准备再拿另一本的时候，校长按住他的手问他，小朋友，刚才那本书都讲了什么，你还能记得吗？而他却答不出来。这时候他才认识到，自己仅仅是翻了一遍书，并没有用心地看进去。“这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所以看书要静静地看，仔细地看，要思考书中的内容，才能增长知识。”他表示，网络时代的读书人，每天接受的信息难免芜杂，也更容易浮躁，因此更需要沉得下心来，把全部的心思和注意力投入到书中，这样才能取得好的读书效果。

“几千年来，人们的知识最早是口口相传，通过言语传递。后来有了文字，通过文字来传递。但是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所以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的老路。”胡壮麟也承认自己受到了网络较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年龄原因，身体状况也不允许自己整本整本地阅读。但是他还是认为，对于青年人来说，整本书的阅读还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他在指导研究生时首先培养他们如何在图书馆和网上找书的能力。其次，在阅读时做笔记也十分重要，这实际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回北大任教后，胡壮麟由于当时经济实力不足，买不起卡片，曾经利用旧台历的空白背面做过读书卡片。九十年代初，他给听课的学生每人送了一张光盘，培养他们用数字技术记录学习资料和心得的习惯。

对于读书的方法，胡壮麟有自己的看法，他谈到我们需要明确看书的目的，并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整本阅读。例如，选修一门专业课，老师往往在第一堂课给大家发一张书单，其中主要的参考书最好通读，仔细看，其余的就要有所选择了，在重复的内容上不要停留太久。他不时告诉同学，要学会利用目录和书后的索引，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节省时间，提高效率。采访中，他讲述了钱钟书的例子。“钱钟书有一次到北京图书馆借书，借了好多书，然后找了一个人力车，把他拉回到清华，人力车拉了快两个钟头，到了清华之后，他那些书基本都看完了。很显然他不能一篇一篇地看，他是借助索引快速找到了他需要研究的内容。”

谈到书籍的选择，胡壮麟的语气变得非常严肃，并且略带忧虑。他认为，中外优秀的作品都应该成为青年人汲取营养的食粮，不要轻易打倒一切、否定一切；而对于社会中的不良现象，也应该正视并且进行批判，而不是一味地唱赞歌；青年一代，应该学会选择把握尺度，去创作更多直面现实的作品，为国家更好的发展进言献策。经历过国家浮沉跌宕，胡壮麟深刻体会到社会形势的变化对于读书生活的影响。“在大学的时候为了思想进步，我就看马列主义的书比较多；工作以后，我要根据我的工作，看与工作有关的书。”结合这些经历，他表示读书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目标，以适应需要，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要把读书和实践恰当结合起来。

“如果你培养的学生超不过老师，那么作为一个老师是失败的。这说明知识在你这一代没有增长发展。”采访最后，胡壮麟老师的这句话透露出对青年人的殷殷期望。人生很短，书途很长，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还在路上。（文/任真如 赵金山 马紫钰）

【人物简介】胡壮麟，男，1933年3月生，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1950年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54年至1972年，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3年回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工作。1983年出任新建的英语语言文学系副系主任、系主任。1997年至2014年担任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至今任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