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志道】黄宗良:治学不为媚时语,苦寻真知启后人

发布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发布时间:2015-09-15

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作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他的老师说:他是一位中国当代既具有良知又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一位敢直面现实、敢说真话的学者、政论家。

他的同窗说:他具有我们这代人所特有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他忠于自己的誓言,承诺了就一丝不苟,不改初衷。

他却表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揪心;党心(由党的文献宣示的理念)、民心、咱的心,心心相印。

他这一生,离不开“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谈燕园君子,又怎能绕开黄宗良和他的社会主义研究呢?

贫困岁月里的精神滋养

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中的黄宗良历经了解放战争、土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他关于孩童时代的记忆中便始终留有一抹苦难的色彩。

1940年,黄宗良在广东潮汕地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呱呱坠地。他在家里排行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黄宗良家是“典型的贫农”,赖以为生的几亩地也是租的。因为贫穷,父母曾将一个哥哥过继给他人,也曾咬着牙将他刚出生的小妹妹扔掉。“养不起小孩,只能扔掉。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庄稼地小河沟里经常漂着婴儿的尸体。”谈及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惨景,已过古稀的黄宗良竟默然泪湿。

“挨饿受穷”是那个时代加诸人们的普遍伤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黄宗良不到7岁就在稻田里帮忙刨地插秧、破竹编筐、放牛捕鱼,各种农活做得有模有样。用他的学生杨龙芳的话说,黄宗良在劳作中体验到了“天人之感”,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他自小就很喜爱的“木棉花”所象征的“火一样的激情人格”。这种火热的情怀促使他后来不断地思考:社会主义究竟是为了干什么——不是为了让广大的群众少受苦受罪吗?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潜意识里就与政治学中这个难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3年,13岁的黄宗良跟随父亲到汕头盘了一间破漏小店编竹筐自产自销。父亲读过几年书,在他们那一辈人里,就算有文化了,受过苦难的开明的父亲深知只有读书才有出息,于是下定决心让小儿子读书。在启蒙年月里,家里珍藏的老版《薛仁贵征东》《荡寇志》《封神榜》《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和《唐诗宋词》等书极大地满足了黄宗良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父亲不仅具有乡下人勤劳质朴的特点,还常常以身作则教导黄宗良要做一个孝顺、正直、乐善好施之人。尽管全部家当加起来只有一口铁锅、一个风炉、一个水缸、一张小桌子和一张用破木头拼成的床,但只要略有盈余,父亲总要拿回乡去接济比自己困顿的亲戚和村里的一些孤苦老人。父亲的慷慨无私,让黄宗良常常联想到搞社会主义者不应该自私自利,有时他甚至毫不掩饰地说,如果共产党干部都像父亲那样就好了。也正是在沐浴着父亲的“仁爱”中长大,黄宗良具有了难能可贵的“大德”——一颗关爱他人的“平民心”。他在中学时就以他微薄的力量去资助贫病的同学。他内心深处坚信“民众的追求”同“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因此,他不仅敢言善行,嫉恶如仇,似鲁迅批判旧社会般热烈地抨击贪官、奸商和文痞;又常常待人宽厚,虚怀若谷,善于从像父亲那样的劳动人民中吸取养分,学术为民,不求回报。

从父亲那里汲取的丰富的精神食粮使得物质的贫瘠也变得不那么紧要了。尽管儿时生活清苦,但是黄宗良并不喊苦,倒善于逆境而生、苦中作乐。小小年纪的他不仅要承担一定的家务活,帮父亲编筐,还要努力维持学业,保持名列前茅的好成绩,丝毫不敢懈怠。这位后来将毕生心血都用于研究社会主义的“书生”对于乡村和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怀。晚年的黄宗良常常跟人谈及自己“少小耕地”的不菲收获,谈到他在大兴教改和江西鲤鱼洲干校改造时,他凭经验能够大体估算出一块地的面积和水稻亩产。

燕园内外,读书行路路漫漫

在《北大国关学院60级50周年纪念专辑》的特约稿中,黄宗良写道:“假如大学时代可以重来,假如历史允许这个‘假如’”,他对于人生选择的回答仍是“北大——教师——政治学”。

1957年黄宗良进入当地名校汕头一中就读高中,他的各门功课都不错,尤其是语文、政治和俄文。因为成绩优秀,黄宗良获得了汕头一中唯一的公派留苏名额。后来因为中苏关系紧张未能成行,黄宗良就被第二志愿北京大学政治学专业录取了,就这样,黄宗良与社会主义政治学结缘,与北京大学结缘。

如果说初入燕园,初习政治,对其认知仍停留在“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印象中的话,那么在北大经历过的三次农村“四清”运动则让黄宗良对政治学有了点真切的了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已经留校任教的他在北京朝阳区一个生产队当四清工作组组长。那里是一个生产和销售条件都说得上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却还不能满足过年吃上一顿肉馅饺子的愿望。不仅如此,老实巴交的农民还教育孩子:千万不能乱说话,说错了就不得了!饿着肚子的老百姓竟然是谈政色变,这使黄宗良逐渐明白“前三十年的问题”症结首先在于“左”的政治。

通过在北方农村生活工作的实际体验,黄宗良体悟到:不了解党和老百姓关系,不了解吃饭的是老百姓的第一需求就不算懂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下乡下厂、贴近基层、贴近工农的做法,他认为十分必要。对于“四人帮”用劳动来惩罚知识分子,他很反感。但他深知,如果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长期关在“象牙塔”里,脱离实际、脱离广大工农,怎么能了解广大民众的所思所愿、怎么能为他们说话呢?“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黄宗良深知政治源于实际,这也使得他后来的研究总是带着经世致用的风格。他说:“对于追求建立美好、合理的崭新社会的人们,不管‘朔风’‘乱流’如何惊天裂岸,首要的是思想路子要对头,不是跟风逐浪,而是顺应进步潮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与民众同忧乐、共进退。”这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百多年来最重要的一条经验,也是理论工作者的治学之道。

另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是苏联剧变。此前,在给他78级学生授课时,他就向学生推荐麦德维杰夫的著作《让历史来审判》。此书对苏联的社会问题作了非常深刻的剖析和批评,从正反面启发了黄宗良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看法。然后是1991年在莫斯科大学访问时,由于亲历了“8•19”事件,亲眼目睹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面前轰然倒塌的现实,半生研究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黄宗良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冲击。这促使他不断地思考“苏联为什么覆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该当如何?”等问题。“日行街市察民意,夜伏书案问列(宁)公”,苏联解体背后蕴含的深层的体制原因,让黄宗良将研究的焦点从苏东问题逐渐转移到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及其改革上。正是对现实的不断拷问和被拷问,他逐渐明白共产党现实的政治行为不等于是政治科学,政治原来有“学”可言,这样社会主义政治就成了他一生不断探索的对象。

在北大,黄宗良除了接受一波又一波政治风浪的磨炼,也感受着北大带给他的温情脉脉的怀旧气息。他住过德、才、健三斋,对勺园、中关村、六郎庄的旧景如数家珍。他热爱学习,钟爱北大图书馆(今北大档案馆),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连饭都吃不饱时,他的求知劲头也丝毫不减,也不拒绝参与社会工作。他曾任北大文工团副团长,以“拼命三郎”的姿态,在青春似火的岁月组织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度过了一个个排练的夜晚。“他(黄宗良)勤奋、精干、高效、富于创造性”,曾与黄宗良在文工团搭档干活并成为终身挚友的高金海如是评价。

北大之于黄宗良,如同一位含辛茹苦、历经沧桑的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容忍孩子的“不成熟”;他也自然地深深“苦恋”着北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北大让他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幸目睹中国在这个时代经历的疾风骤雨和波澜壮阔,同时也因为北大的一朝一夕、一花一草早已占据了他几十年的记忆,刻骨铭心。

讲台三尺笔一支,书生纵论天下

2004年,64岁的黄宗良即将退休。这一年的6月29日,他讲了一堂特殊的课,上课地点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听课的是胡锦涛、温家宝等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政相关部门一把手等70余人。

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组织的集体学习。黄宗良语态谦虚又不无幽默地称自己是在向中央高层组成的特殊“答辩会”进行“答辩”。这并不是随口开的一个玩笑,对于黄宗良来说,他时刻关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早在1998年他就提出中国社会已出现“权力腐败”等棘手问题。这次畅谈,正是对他几年来的研究项目进行的一次答辩。

黄宗良向各位委员介绍了国外共产党和其它政党的执政经验,直指苏东剧变背后执政党离民离心的危害,并将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娓娓道来。尽管黄宗良总说自己只是又完成了一次讲课任务,但是这次课的反响却不一般。相关部门给北大党委打电话,对这次讲解给予很高的评价。集体学习后的相关资料也下发各省部级单位,要求各单位一把手学习。黄宗良一夜成名,有大学出版社联系他出精装版的书,他的学生想给他出光盘,都被他一一回绝。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

这不是黄宗良第一次进入中南海。早在1987年的十三大之前,黄宗良就曾被借调到中南海。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中国政治体制问题研究,黄宗良是当时高校中唯一受邀参加这个研究工作的教师。和大多数学者不同,黄宗良并不喜欢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他淡泊名利,心胸坦荡。用他的同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的话来说就是: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不张扬。只是他心肠软,碍于情面,有人约稿却常常有求必应。尽管一年就写几篇文章,但是作品每每问世就会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不仅常被主流媒体转发,被国内外学者引用,还不时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

“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社会主义政治这个学科是风险最大也是难度最大的。政治与政治学不是一回事,搞社会主义政治学在一定意义上要与权力保持距离,又要不畏权势,才能从客观上追求真理、研究规律,否则将不能经受长久考验。尽管难免与权力产生交集,但黄宗良将两者关系拿捏得非常到位。所以黄宗良不但将社会主义政治学讲得游刃有余,还讲到了令很多人望尘莫及的高度。黄宗良在给恩师的去信中曾经真情流露出他孜孜不倦探索政治学的情怀,他引用爱因斯坦一句名言来为自己的选择代言:“我要以我微弱的力量,冒着不讨任何人喜欢的危险,服务于真理和正义”。他说:“这已经成为我努力追求的精神。为此我可能会失去一些,无非就是个人那么一点名呀利呀!”

作为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专业颇有建树的学者,黄宗良对学科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是国内最早系统地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两党关系(共产党和社会党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传统文化关系(他认为离开传统文化会导致魂不附体,没有马克思主义则会失魂落魄),并将它们成果化、集结出书的学者。他对于党群关系的思考,即党性和人民性应该统一的问题,也对后来的学者研究此类问题颇有启示意义。他的民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执政党的错误往往要由民众来纠正的观点受到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黄宗良认为三个自信必须建立在科学总结和坚持党的执政经验之上,他用三个“三者关系”、九个字来概括党的执政理念和经验,认为发(展)、改(革)、稳(定),党、民、法,马(马克思主义)、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西(西方文化积极成果)九个字覆盖了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等领域,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三个“三者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大有希望。这个总结得到同行专家和政要的认同。

在北大50年,黄宗良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政治学、中共党建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了《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等十余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为社会培养了20多位博士生,也多次被评定为北京大学优秀党员、北京市优秀教师,并连续多次获各种等级的科研成果奖。

老当益壮,不待扬鞭自奋蹄

“我不是在发挥余热,这支蜡烛一直在燃烧”——黄宗良的这句戏语足以形容他退休后的生活了。

2004年后,名义上是退休了,但是黄宗良没有真正闲下来,依旧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揪心”。他很享受自己现在的状态,觉得自己非但没有退休,反而是研究渐入佳境了。酒是越久越香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是如此,没有一定的年龄经历和年岁沉淀,更容易带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退休后,黄宗良不但致力于将自己以前的学术观点、文章整理出书,还在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教学督导组成员,致力于提高国际关系学院年轻一辈教师的教学水平。北京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朱善璐在黄宗良的新书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了黄宗良半个世纪以来活跃在教学一线和教学督导岗位的突出贡献,称他是“春风化雨润无声”,体现了北大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高度评价黄宗良学术成果在国内外的广泛影响。采访中,黄宗良也反复强调“社会需要我,我有兴趣、有可能,就去做”。70岁时,他还写诗自勉:古稀忆往话未休,风雨此生何复求?还向先贤讨文胆,再为公平论理由。

“不喝酒、不抽烟,清茶一杯,洗尽烦心苦胆;又种树、又栽花,修竹数枝,常伴明月清风。”退休后,黄宗良读书、听音乐、照看小孙女。虽然读书仍多围绕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但也会翻看报刊杂志,过过“吃零食”的书瘾。在谈到怎么读书这个问题时,黄宗良总结出了他的“二十四字读书心得”,即强基础、重素养、抓关键、选典型、勤进补、联实际、“不吃辣”“少吃甜”。拿“不吃辣”来说,黄宗良将社会上的极左、极右等极端思潮比作“重庆麻辣烫”——这些思想在批评社会弊端时很刺激,让人听后很解气,却容易知其味而上其瘾。他认为多元化的社会,有各种社会思潮,读书人却也应该抱着平和、客观的态度,来面对、判断各种是是非非。

音乐,特别是传统的潮汕乐成为了黄宗良读书、研究等闲暇之余的生活调剂品。书法之静态则与他的本性天然契合。而谈到陪孙女玩的事,这个将毕生心血都付诸于社会主义研究的老学者,敏锐地找到了学术与生活之间的关联性。

《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有云:“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知政事。”黄宗良的含饴弄孙恰恰是为了“复知政事”。他自豪地说,和孙女玩的好处在于研究“人之初”对于理解社会主义很有帮助。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出现的很多问题恰恰在于没搞明白何为“人性”,所以说研究社会主义离不开人学。

“北大这块地很灵,无形的北大魂始终在”,在北大生活工作了50多年的黄宗良,对于北大的感情是炽热的。北大的兼容并包和民主传统,使他“苦恋”终生。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十分珍惜北大的名誉,始终提醒自己是北大人,在外要时刻注意举止言行。他常说“未名湖有多深,博雅塔有多高,图书馆有多大,我只模模糊糊地大概知道”。这正是一种对北大爱之极深的朴素谦卑的情怀。

说到对年轻一辈的寄语,黄宗良认为我们正处在大有作为、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时代。不管学什么专业都要有时代责任感。他勉励青年学子不要做糊涂的局内人,要跳出来,要看到中国是处在可以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的时代了,要做有意义的事,要不忘家国情怀,并为之努力。“这是个值得以身相许的伟大崇高的事业”,他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带着儒家士人的担当精神、风骨和社会责任感,黄宗良始终走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文/北京大学离退休工作部特约学生记者 龚玉婷)


记者手记

在采访黄宗良老师之前,记者就已经上过黄老师的课。黄老师为人严谨,讲课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易懂,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近期,黄老师刚刚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论文集《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里面包括他退休十年内倾力写作的40多篇论文,并以此为契机举办了以“信念、学风、文品”为主旨的座谈会。记者有幸得黄老师惠赠佳作并在座谈会现场聆听了黄老师诸多同仁及学生的发言,以此更觉其长期研究社会主义和研究中共党建问题之呕心沥血、披肝沥胆的坚定执着。

近水楼台先得月,说到采访事宜,黄老师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在采访的前一天黄老师还特地打电话与记者细细沟通采访提纲的问题。采访结束后他还主动将有关材料送给记者参考,对于记者的写作实在是助益匪浅。黄老师做事细心,一丝不苟,在百忙之余还几次关心记者的写作进程,实在令人感动。但愿学生的拙作,能不负先生的情怀才好。

人物简介

黄宗良,男,1940年生,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学习。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现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俄关系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国际共运史学会顾问、中共中央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黄宗良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理论、现状的研究和教学,科研重点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3年曾获北京第二届新闻奖一等奖。2004年与人合作的著作获北京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曾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德育工作者。2004年6月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黄宗良撰写和主编著作共10部,学术论文约100篇,其中有多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