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良:二十四字读书真言

发布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发布时间:2015-04-02

50年前初登讲台,毕业留校执鞭任教;10年前踏上最高讲台,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讲授执政能力建设;如今仍活跃于讲台,退休后笔耕不辍、孜孜不倦。

年过古稀的黄宗良教授,将求学与教学中的读书心得,汇成二十四个字:强基础、重素养、选典型、抓关键、联实际、勤进补、不吃辣、少吃甜。


读书用武正当时

1960年,黄宗良踏入北大,进入政治学系学习。

从农村走入校园,黄宗良是没人知道的土小子。对黄宗良而言,那时的学习目标就是认真读课堂规定的教材,获得好成绩。这种现在看来有些简单的价值取向,在无人指点的时候给了黄宗良最直接的学习方法:从课堂汲取营养。不过,他并不是挑个重点划一下地简单应付考试。

黄宗良还记得那时反复认真读过的教材。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介绍基本的世界观内容,本书打下的基础为他后来从哲学角度研究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指导。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介绍马克思资本论,其逻辑体系也给他建立了基本的思想体系。“基础的东西、基本的理论,基本的历史经验如果不明白,你就行之不远。”黄宗良如此解释。

在专业学习上苦下功夫,对黄宗良来说既是优点,又带来缺陷。“强基础我个人还是比较注意的,当然另一方面用去读杂书的时间太少,这是个缺陷。”为了保持思想的开阔,黄宗良有意识地补充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身为潮汕人的黄宗良认为,读书和吃东西一样,不能偏食,重素养即不偏废,黄宗良在学习上从不“偏食”。

从小学时便喜好的唐诗宋词,成了他一生的爱好。黄宗良每周必抽空吟诗念词,感受汉字传承的中华文化之美,在古典文化中陶冶情操。平时,黄宗良还爱翻杂志《读书》。“你不需要成天阅读长篇大论,有时也需要吃点小吃、零食。”他把这当作“小吃零食”,有空时读一小篇。他还把这个杂志推荐给很多学生,鼓励他们从哪怕三言两语中汲取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彩,“我七十多岁了都觉得很有收获”。

从过去的资源贫瘠到现在的卷帙浩繁,黄宗良在汲取营养的同时还注意避免文字垃圾的干扰。“选典型”是他的读书方法。“如果你想了解金庸武侠有什么特点,王朔到底有多能侃,并不意味着你要把他们的书全看了,选其中的代表作就行了。”在尽量回归原著的同时,黄宗良选择优秀学者的研究作为二手资源,从这些典型中建立通向知识的桥梁。他订阅《博览群书》,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典型问题,还订阅《书摘》,找到典型作品的重要篇章。

读书的时候,黄宗良会做卡片、做摘录,遇到重要的东西都会记下来,甚至是背诵。“没事记一记、捋清楚,正面的、反面的典型问题都有所了解,进而着手选典型,形成自己的观点。”

不做“书生”

1965年,黄宗良留校任教。从学生变成学者,黄宗良在自己的专业上越走越深。社会主义研究的重点、难点、热点是什么,他紧紧跟上。他一直思考:苏联的模式与历史究竟做何评判?

黄宗良读到一本名叫《让历史来审判》的书,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本书给了黄宗良很大的启发,书的作者前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也成为了他的座上宾。2002年,他邀请麦德维杰夫来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出席“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国际会议。他还直接到麦德维杰夫家去讨论问题。

这本书成为黄宗良深入历史、钻研理论的关键,他认为无论是做专业研究,还是看待社会问题,如果打不牢基础、抓不住关键,我们就很难提出有益的见解。研究社会主义不研究苏联不行,黄宗良说,他对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都很注意系统把握,关键问题会反复研读。

黄宗良还记得过去人民盲从的时代,自己作为其中一员,也盲目地相信一切。十年浩劫倏忽而过,黄宗良在四人帮事件后有了更多独立思考。更大的触动则发生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段时间。那时黄宗良恰好待在苏联,联系实际让他对所研究领域有了别样体会。

“你光读书不走路,没有你的亲身经历,没有你的所闻所见,那你的东西就基本上停留在书本上,就是‘书生’。”黄宗良笃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最大的习惯就是一定、必须、经常跟实际联在一起去思考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搞明白你读的东西”。

作为对社会主义、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多年研究的学者,他特别提到了当前部分官员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现象:这是一条2013年的新闻,讲的是某市交通局局长自己坐公交发现太热了受不了,于是给公交车统一安上了空调。“我们不少官员连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每天腾云驾雾,花红酒绿。离开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去谈社会主义那都是瞎扯。”他在生活中也时刻践行着这一真知:虽然家住昌平,但黄宗良拒绝子女开车接送的请求,而选择坐地铁来往学校,通过移动的“窗口”细微观察世情国情。

精神世界的营养学家

“人身体有虚弱的时候,精神也有苦闷、空虚,甚至一蹶不振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有觉悟,知道我应该看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黄宗良也时常遭遇文章难以开头、数月难以动笔的无奈,“这时候我就找一些比较有水平的作品,看人家怎么开头,什么思路,这就是给自己进补”,他还特别提到潮汕民乐也是他的精神补品。

当你的灰色心情需要一些正能量时,对症温补的书,就是黄宗良口中“补养”身体的佳肴。

不过,黄宗良心中也谙熟“过犹不及”的道理,阅读太过激进刺激的书籍,对年轻的身心反而有害。

当年,从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校园里就一片动荡。黄宗良也会拿着小板凳去东操场,沉浸在激越的氛围中。黄宗良将极左、极右等极端思潮形象地比作“重庆麻辣烫”,“辣就是很刺激,极左极右都是很刺激,他们在批判这个社会上的毛病时,让人听了之后很解气”,这种东西,不知其味不行,但是,上瘾也不好。

结合多年读书治学经历,他认为,平和、客观的态度对于读书人来说非常重要,国家无法去“压制”各类社会思潮,但我们对此必须有正确认识。面对当下“爱吃辣”的阅读市场,他认为这与整体社会生态还“放不开”有关系。

除了思想上的感官刺激,对生活中的诱惑也需要学会拒绝。在黄宗良看来,互联网改天换地开启了另一个时代。他也会利用网络获取信息,但会对庞杂的网络信息保持警醒。他指出,那些低级、低俗的作品,“看起来很舒服,就像吃糖一样,但吃甜吃多了也会危害健康”。尤其对有志于学术的青年学者而言,他强调学识的积累、素养的培育,都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提升自己的阅读主动性、利用好有限的阅读精力尤为重要。

就像面对社会思潮时奉行的中庸之道,黄宗良强调对互联网应该保持客观、平和的态度。“互联网不能回避,不可能停留在原来的纸质文化那个时代。问题是离开了纸质文化,还是不行。”(文/王志杰、周宇诗、唐伊豆、任真如)

【人物简介】黄宗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潮州人。1960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学习,1965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现任北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共产主义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政治学、中共党建的教学和研究。已出版著作有《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讲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