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志道】郭建栋:北大意味着我的整个生命

发布单位:离退休      发布时间:2014-03-28

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在瑞士做出了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却于第二年毅然回国;身担科研与教学两副重担,却主动承担起了学生工作;2008年退休,却似乎更忙了。这就是物理学院教授郭建栋。郭老师直言自己“回首往事没有什么遗憾”,在袅袅的茶香里,带我们走进了他不悔的人生。

清贫的生活,富足的精神

他说这是第一次在采访中谈到自己的童年,对自己终生影响最深的是自己的母亲。他家中兄妹六人。因为家里孩子多,母亲便辞去了教师工作,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用一双拿粉笔的手学会了做饭、缝衣、纳鞋底。三哥身患重病,医院都已经拒绝接收治疗,是母亲学会打针换药,每天背进背出,终于挽回了三哥的生命。母亲身上体现出的中国劳动妇女勤劳、善良、坚韧、聪慧的优秀品质,对郭建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时候,因为家里清贫,他很少参加同学们课后看电影、外出游玩等活动。每天的课外生活就是在家阅读当中学教师的父亲给他们带回来的大量书籍。小学时他就读完了许多名人名著,包括“四大名著”,甚至还有《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列斯朵夫》《战争与和平》等等。虽然几乎都是“生吞活剥”,但是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受到了文学的熏陶。众多作家中他最崇拜和对他影响最深的是鲁迅。“回想起来,这个收益是很大的,我并没有觉得少年的生活有什么缺憾,反而很感谢这种环境。”郭建栋如是说。

高二时父亲突然去世,五个孩子还都在上学。母亲用纤细的双手撑起了这个家庭,当保姆、绣花、织毛衣……辛苦操劳,支撑着孩子们继续学业。那一年,中学给了他特殊的最高助学金,保证了学业的完成,这也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他说,是北大附中,是人民养育了他。

由于三哥生病休学了几年,1963年,他与郭建栋一起考入了北大,郭建栋在技术物理系就读,三哥在中文系就读。恰好当年北师大毕业的二哥也进入北大西语系进修法语,兄弟三人同时进入北大,一时传为佳话。

认识社会,认识自己

由于大环境的变化,他在北大只真正读了两年多书,之后就在1965年底参加“四清”。“四清”没有结束便回校,但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影响到学校正常秩序了。

运动很快发展到了武斗,他想不通但也无能为力,于是便离开了学校,只是不时回学校看一看,一有武斗便赶快离开。而在这几年里,学校没有正常的教学,“所以利用这段时间我又看了些书。”

1970年,63、64、65的这三届学生“告别未名湖”,奔赴全国各地。郭建栋和10名北大同学一起被分到河北衡水一个公社的村子里参加劳动。“我们不惧怕劳动,但是看不清前途,非常苦闷。”“农村的条件很艰苦,当时还没有电,很多人白天干了活晚上就睡了。我点着煤油灯也要看看书,看完书两个鼻孔都是黑的。”他笑着讲述,好像那时的艰苦在现在说起更多的是乐趣。从小生活在北京的他,第一次深入到了社会最底层,认识了社会。

农村的生活艰苦、文化贫瘠和农民的朴实聪明与勤劳坚韧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他与当地农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结识了很多农民朋友,至今还会有老乡来看他。“现在回忆起来有人说这两年是损失,但是我倒不完全这么看。我觉得这两年我得到的教育和收获很多。我认识了占我们的国家最大多数的农村和农民。可以说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也真正认识了自己。”郭建栋说,以后他经常告诉自己的学生们:不要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不要看不起工人农民。我们今天能够进入最高学府,有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但是也有机遇。要清楚看到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比我们聪明、能干,只是他们没有遇到这样一个机会。因此我们永远要保持谦虚谨慎,要尊敬和热爱养育支持了自己的劳动人民。

两年之后进行再分配,郭建栋被分配到衡水一家生产酚醛塑料的化工厂。这个工厂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有随厂从北京搬迁来的人员,有在当地新招募的青年农民,有下乡“知青”,问题和矛盾挺多。但是他能够发现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他说:“他们文化不高但是心地善良,用老百姓的话讲,仗义。”因此他向他们学习技术,真诚以待,很快成了全厂“受欢迎的人”,很多工人有事情有问题都愿意找他商量。他也很快升为厂生产技术科科长。后来这个化工厂产品产量占全国第二,品种多质量好,产品远销国外。他和中国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合作研制的“非金属水润滑轴承材料”获得河北省科技成果奖。

回首这些年走过的路,郭建栋说:“你可以认为这是蹉跎岁月。但是我们希望的不应该是永远一帆风顺,繁花似锦;我们希望的应该是一种在暴风骤雨中不气馁不沉沦,勇往直前的信心和能力。”“把苦难和挫折当作锻炼,否则像我这样从小在北京长大,小学中学大学一帆风顺,根本不认识社会,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

他觉得人就是应该永远充满信心和信念,“一个人处在不同环境里能否积极面对是很重要的。消极心态的人永远是在抱怨‘我多倒霉啊’!持有这样的心态,那他自己就永远不愉快,也不能成功。即使真的是‘命途多舛,时运不济’,一生的奋斗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那也没有什么。只要能够像司汤达尔给自己写的墓志铭那样就够了:‘这里埋葬的人活过、爱过、奋斗过’。爱自己的亲人、家庭;爱自己的学生、工作;爱自己的祖国、人民。我为此努力了,奋斗了。”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打倒“四人帮”结束了民族的灾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一片新机。此时世界正在兴起的“超导热”进入了郭建栋的视线。

超导是指某些材料在一定临界条件下电阻突然降为零的性质。超导材料的电阻在一定的低温下突然消失,被称作零电阻效应。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H.K.Onnes发现汞在温度降至4.2K附近时突然进入一种新状态,其电阻小到实际上测不出来,他把汞的这一新状态称为超导态。但是长期以来超导一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是因为材料进入超导态所要求的临界温度太低。比如汞的临界温度是4.2K即-268.98℃,很难达到。所以人们一直追求研制出临界温度比较高的超导材料。

“一直到1986年在瑞士的ETH,就是联邦高等工业大学,Bednortz 和 Müller两个人第一次发现了金属氧化物可以超导,而且临界温度大幅度提高。所以从1986年开始,全世界掀起了超导热。”郭建栋向记者介绍,“我也是从1986年开始研究超导的。”

一方面,瑞士ETH在超导研究领域领先;另一方面,他的爱人在瑞士攻读博士学位,所以1987年,郭建栋前往瑞士,在ETH固体物理研究所从事高温超导材料制备研究工作。

为了充分利用瑞士的资金和设备条件,那些年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实验室整个是封闭的,进去以后和外界隔绝,往往不知道已经是什么时间,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有时候实验一做可能就从早上做到晚上,中间不能停,我便完全忘了是几点。经常是做完实验出去了,打开大门才看见满天星星。”

郭建栋在瑞士7年,从未回过一次国。“第一是工作很忙,第二是没有钱”。实验室在山上,每次工作结束出门仰望星空,“站在山上远远看着苏黎世城市的辉煌灯火,也非常想念故乡亲人,特别是年迈的母亲,但是一进实验室就忘了。”

瑞士媒体关于超导成果的报道

艰苦的努力结出丰硕成果,1993年他与瑞士合作者共同首次研制成功HgBa2Ca2Cu3Ox超导材料,临界转化温度134K,就是-140℃,创造了超导材料临界温度的世界记录。该成果获1993年瑞士物理奖,有关论文发表于Nature第363期。该论文被誉为超导研究的重大成果,先后被引用600余次,后被收入Nature百年精选论文,是仅有的被收入该论文集的两篇有中国作者的论文之一。这一纪录已经保持了20年,迄今仍未被打破。

取得这一成绩之后,郭建栋前往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汇报,大使表示希望他回国工作。令大使感到意外的是,他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但郭建栋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的。“这有什么呢,我出来就是想学知识,好多为国家建设做点贡献。我之所以一直在这里呆7年,就是希望能够多学点东西,做出点成绩,别给咱们中国人丢脸。”当时实验组需要他继续工作,“老板”不希望他回国。但是他最终劝服了“老板”,实现了回到自己祖国的愿望。

从瑞士回归时,他被允许在全国的城市、单位、学校中任意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到母校北大:“不用选,我是北大出来的,我当然要回北大。”

于是他在第二年,1994年,便和爱人一起回到了中国,回到了北大。从此,科研、教学、管理,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

在北大物理系他继续进行超导方面的研究和实验。工作伊始,遇到的困难很多,例如设备落后、办公条件差、资金不足,还有办事程序繁琐、效率低等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但是他想到这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家工作,而且情况在迅速向好的方向发展。1998年,他通过无汞precursor,再次成功制备Hg-1212超导薄膜,有关工作应邀在美国“Studies of 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丛刊撰文介绍,并获得“全国第六届固体薄膜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奖”、“中国电子学会1998年度授奖论文”、“北京大学1998年安泰项目奖”。

他特别高兴地提到,短短数年,条件真的是在逐步改善。他说:“现在北大的科研条件已经相当不错。有了211,有了985,资金充裕多了,现在我们的仪器、设备比国外毫不逊色,办公条件也改善多了。我亲身体会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

回国之后,郭建栋不仅继续进行科研,同时还参与了教学工作,后来又开始做学生工作。他始终认为,“北大首先是一个大学,那么任务就是两重的,一个是教书育人,另一个是科学研究。”

他很看重教学工作,“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教学生。我们毕竟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年轻人是要接班的,现在不搞好教学将来接班怎么解决?”同时,他认为物理是一门实验科学,我们的实验教学相对薄弱,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便尤为重要,于是他开始教授实验物理课。 “实验物理课不应该是简单地得到一个数据,而是要让学生在实验中了解实验原理、锻炼动手能力,乃至掌握涉及该领域的相关知识。比如超导,我会告诉同学们它的历史、现状;它的应用前景和尚待解决的问题,大大激发了同学们学习的兴趣。比如核磁共振,也是个很重要的领域,但是我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自己要先大量阅读资料,向搞医学成像的老师请教,然后再给同学们讲”。有了这些工夫,他的课十分受同学欢迎,历年都在年终总结中获得学生好评。甚至曾经有名生命科学院的学生听完核磁共振以后说:“郭老师,如果我早一点听你的课,我就不学生物去学物理了!”最后一节课时,同学们纷纷要求签字,和他合影。现在回想起来他仍然很动情:“我很感动,这是我最大的收获,是最珍贵的回报。”


2007年参选北大十佳教师时物理学院的同学为郭建栋在物理大楼门前拍摄的照片

后来物理系需要一名做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许多老师都认为学生工作是最占时间、付出最多、最不容易出成果的事情,不像搞科研成绩明显,有助于评职称、提工资,因此不愿分散精力接手做学生工作。郭建栋却接过了这众人眼里的“烫手山芋”。他的想法很简单:“不论教学还是科研,中心目的都是育人,让孩子们健康成长,在北大度过四年幸福愉快、有意义的时光。那么他们除了学习上的问题之外,生活、思想各个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来帮助他们。”于是他很高兴地担任了当时物理系的党委副书记,主管学生工作。

他说做了这么多年的学生工作,得到的经验就是:“要想做好学生工作,非常难也非常简单。说难是因为涉及到一个学生的各个方面,说简单,就一句话,你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就可以了。”他时时要求自己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很多同学有问题都愿意找他,无论是学习上的、心理上的还是生活上的问题。曾经有一个物院的大三学生坚持不想再学物理,大三却又不能转系。在尝试各种方法规劝都无果之后,郭建栋劝说该生的母亲同意孩子退学重考,避免不必要的后果,同时在这名学生复读期间加以关注,提供各种信息和资料。最终这个学生成功考上北大生命科学院和中科院生物所研究生。这个学生和他的家长一再说,是在郭老师真正的理解和关心下,使学生走上了成功的道路。

2007年,郭建栋当选为第十一届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同学们为他竞选的口号就是“有困难,找郭老师!”至今很多同学毕业很多年了还会来看他,逢年过节他都会收到不少来自国内外的问候、感谢和祝福的邮件、电话。

北大意味着我的整个生命

细细回顾,郭建栋的一生似乎都与北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从小学开始就十分向往北大,因而在考高中时坚持要进北大附中,成为北大附中成立后的第一届学生。他解释说:“因为北大影响太大了!在我上小学、还不是太懂事的时候,我就知道北京大学是非常优秀、世界有名的大学,当时就想我要上北大。北京大学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代表,是我们国家高校的一面旗帜。”终于,三年后从北大附中毕业的他顺利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能够到北大来,真的是一种荣誉和享受,是老天给予的最好的机会。”他细细讲述起当年艰苦却珍贵的北大时光,拥挤的食堂、占座的岁月、冰冷的洗脸水,还有丰富的课后生活以及未名湖边衣着朴实却满腹经纶的大师们。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多,这些细节他说起来时仍然生动又丰富。

退休之后,郭建栋似乎更忙了。他不仅继续参加科研,还加入了学校的“教授宣讲团”,到全国各地的中学做科普讲座,激发学生探索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提高中学生素质。他还参加了招生工作,走遍大江南北,“一个是完成学校给我的任务,把最优秀的学生招收到北大来;另一个就是宣传科学知识,给学生讲超导、讲物理学的前沿问题;第三个就是宣传我们北大的光荣传统。”

当问到为什么退休后还要不辞辛苦,到全国各地去参加招生工作时,他开起了玩笑:“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我已经是‘贼’了,但是既然还没有死就干呗。”说着便爽朗地笑起来。

说起北大对他的意义,郭建栋却忽然严肃起来,顿了顿说:“北大意味着我的整个生命。”他说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北大人”。“我的一生都和北大结下不解之缘,一生都献给了——大范畴来说是国家,小范畴来说就是北大。现在我已经是快70岁了,回顾我这一生,我觉得这么多年没有荒废、没有虚度,回首往事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东西。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和北大的不解之缘。我的一生学习在北大,主要的工作在北大,取得的成绩和北大也有密切的关系,我还是那句话,我永远自称我是北大人。”

同时,他也希望这个园子里的人们都能珍惜“北大人”的称号,“无论是教师、职工还是学生,都不辜负‘北大’这两个字,对得起在北大工作学习的时光,最后能够骄傲地说‘在北大的时候,我以北大为荣;有一天我离开了,北大能够为我骄傲。’”


【人物简介】

郭建栋,男,1945年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就读于北大附中,1963年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1987年前往瑞士联邦高等工业大学(ETH)固体物理研究所从事高温超导材料制备研究工作,并于1993年与瑞士合作者首次研制成功HgBa2Ca2Cu3Ox超导材料,临界温度Tc达134K。这一纪录已经保持了二十年,迄今仍然是临界转化温度最高的高温超导材料。该成果获1993年瑞士物理奖,有关论文发表于《Nature》第363期。1994年从瑞士回国,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98年首次研究成功Hg-1212薄膜,相关研究成果获“全国第六届固体薄膜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奖”、“中国电子学会1998年度授奖论文”、“北京大学1998年安泰项目奖”。在北大从事科研工作期间同时承担教学工作与学生工作,曾任物理学院第一届党委书记、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第五届超导应用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有色金属理事会理事。2008年退休。


【记者手记】

走进郭建栋老师的办公室,陈设很简单。老师忙着给我们打热水倒茶,边忙活边跟我们聊天——完全没有我们想象中做出超导领域世界记录、物理学系教授可能有的严肃,反倒更像一位亲切的邻家爷爷。

“开水瓶前两天装了液氮,现在没水,你们先坐,我去打壶开水。”郭老师这么随意、平常的一句话,却让我们大吃一惊。“开水瓶装液氮!”这时我们才渐渐把眼前和蔼的长者与物理大家这个身份联系起来。

作为文科生,面对一位物理系的教授,听着关于超导这些没有接触过的物理知识,多多少少会有些不太明白。郭老师却很照顾我们,每次说到一些较专业化的东西,都会先形象地给我们普及一下超导、希格斯粒子等方面的知识,还举出很多我们能够理解的例子。中途他甚至还准备给我们演示超导磁悬浮,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液氮用尽而没有做成。

采访就像是愉快的聊天,说起一些不特别愉快的经历时老师也能够开个玩笑。从年轻时下乡,到前不久的住院抢救,话语里无不透露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就像他自己说的,当面对不能改变的事情时,“要积极面对而不是一味去抱怨”。这种乐观的态度使我们也受到了深深的感染。

(文/北京大学离退休工作部特约记者 邱悦铭、李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