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志道】梁柱:赤子之诚,履冰问道

发布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发布时间:2014-03-20

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理科五号楼三层,出了楼梯口一眼就能看到对面墙上一面浮雕,刻着马克思的头像和他的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马克思主义学院346贵宾接待室见到年近80的梁柱教授时,他刚刚下课,拎着手提包匆匆赶过来,今天是给全校所有一年级的博士生讲专题课。


“我这样的秉性,就是停不下来”

梁柱教授2003年退休,至今已逾十年。但这十余年间,梁柱并没有停止教书育人的工作;作为一名学者,他也未曾终止对专业领域的探索研究。

“我是退休了,平时也不指导博士生了,但我的生活习惯和过去是一样的。”梁柱早上喜欢散步,下午开始看书、工作,除了偶尔给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其他校内外的博士生讲课,他还经常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笔头上的耕耘也没有中断,仅2013年,梁柱就发表了各类文章40多篇,他谦虚笑称:“虽然不一定都好的!”但在人民网理论研究的学者专栏里,可以看到“梁柱专栏”,持续刊载他近几年来重要的座谈会实录和论文。

在退休前的一个访谈中,梁柱曾经表达过:“我始终眷恋教师这个职业,积四十多年教学之经验,我体会最深的是,要把‘传道、授业、解惑’这古而有之的工作做得稍微像样一点,是绝对离不开研究这个基础的。”千禧之年,梁柱从已经发表的近两百篇学术论文中选编出版了60多万字的《履冰问道集》,谈起文集为何命名为“履冰问道”时,他曾这样说过:“学问之道,临深履薄。以此命名大体上反映了我多年来确是抱着赤子问道之虔诚、临渊履薄之心情来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

退休十年来,尽管不常站在讲台上讲课,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和“履冰问道”的信念还一直支撑着他坚持学术研究。而所问之“道”,即为真理之道,马克思主义之道。梁柱教授告诉记者:“我觉得比较起来,真正博大精深的、真正能够成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问题的论证分析,是其它任何理论都比不上的。我始终这样认为。”

在梁柱眼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简单的一个学问,他把它看成是“一个信仰,一种事业”。无论他是否在工作岗位上,他执著地用自己的一生来追求真理。

“有人说我的工作量太大,确实有点。但我这样的秉性就是停不下来。”在梁柱看来,退休之后享受天伦之乐,或者出去放松旅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对他而言,继续工作也是一种幸福。“一辈子都在工作,老了之后也希望没有完全被社会遗忘,没有被抛弃,能够发挥一点余热。人可以退休,但是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这样说道。

四处流浪的童年生活

1935年12月,梁柱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中有五个孩子,他最小。父亲是自由职业者,母亲是家庭妇女。

自出生起,梁柱就没有固定的家。在永泰出生的他身体十分虚弱,外祖母和大哥从福州赶来看望他时,路中遭遇土匪劫持,无奈之下卖了福州的房子才把外祖母和大哥赎回来。自那以后,家庭经济贫困,再也没有买房,只能租房子住。

梁柱六岁时,母亲生病去世了,少有的与母亲相处的情景至今还一一印刻在他的心中,让在母亲怀抱中长大的他常常思念。“我对不起母亲,我没有报答她。我觉得长大后应该要用我所得来让她幸福,这些都没有,没做到。这是一个人生的遗憾。”说到这里梁教授显得有些伤感。工作后他曾多次下乡,每去一个地方都和当地的老太太相处得很好。“因为我身世很苦,我把她们当作妈妈一样。”

从小失去母亲的梁柱,跟着常年在外奔波的父亲,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父亲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七八岁上了小学也经常转学。父亲工作忙碌,无暇过问他的学习,在梁柱的印象中,父亲从来不会过问他的成绩,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作业本。“我忘了小学时成绩怎么样,我总觉得我成绩好像不太好!”梁柱微笑着说。

但也正是这样的“放任”培养了他独立自主的能力,给了他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从小就不好好上课,喜欢接触各类不同的东西。”小学时每次课本一发下来,他很快地把书看完就扔一边去,开始看自己喜欢的书,文学、历史、地理、天文等等都喜欢看。小学时他就已经看完了厚厚两部小说原著——《水浒传》和《封神演义》。

大学毕业的父亲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虽然在学习上对梁柱管教不多,但他非常注重教育孩子做人的道理。父亲工作挣来的钱大部分都是用来帮助别人,邻居家常用“正派”、“正直”这样的词来评价他。正是这样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幼年的梁柱,“不要去追求金钱,不要追求个人的东西,对他人要仗义,要多帮助,所以也给我养成了这种性格。”后来梁柱有了自己的子女,他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也同父亲一样。

“小家”居无定所,“大国”支离破碎。在抗日战争背景下,梁柱一家也被逼迫四处逃难。梁柱年纪小小就目睹了国家被奴役、被侵略的命运,逃难路上看尽了人间疾苦。梁柱的四个哥哥姐姐中,有两个参加了革命。大姐十几岁念到初中入党参加地下工作,大哥原本是国民党的一名小职员,在大姐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地下党。

当时的地下党还面临着国民党的围剿,哥哥和姐姐因此常年躲避不能回家,“我有时在睡梦中稀里糊涂觉得大姐回来了,第二天一睁眼大姐又不见了。”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姐加入新四军之后被国民党通缉,与一个地下党的朋友扮作小学教师,各自带着弟弟妹妹躲进一个山沟里。分开之后,这个地下党的朋友一家人都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有的孩子没能熬过去就死在了监狱里。在山沟里生活困难,没有粮食吃,只能捡拾包菜叶子蘸着盐水充饥。有地下党的同志曾给躲在山沟里的共产党员偷带过粮食,也被国民党抓住枪毙了。

“国民党那个时候是很糟糕的。”回忆起那时的生活,梁柱长叹一口气继续说道,“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有新旧社会的对比。什么叫做旧社会,人间多不平啊,人压迫人,有钱人可以花天酒地,社会是太不公平了。所以当时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是国民党逼出来的,把人都逼到这边来的。”

从闽清到北京

解放初期,梁柱一直想做一名小学教师,但初中毕业后,因为服从工作分配,他从1953年开始在闽清县团委工作。

工作三年,梁柱内心一直很渴望上大学,“那时是很革命化的,工作是参加革命,上大学是个人考虑,都不敢提。”直到1956年1月,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梁柱才有了上大学的可能。但考虑到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中教育,他有些犹豫:“没有上过高中,我能上大学吗?”梁柱当即给时任中国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主任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要上大学的愿望。郭老在回信中告诉他,此情况下可以以同等学历报考,这给了梁柱极大的鼓励。

1956年春季,梁柱与同县的好几百人一起乘船去省城福州考试。与他同船的人都是小学中学老师、机关干部,而当时的梁柱只是一个初中文化水平的小干部。但出人意料的是,只有梁柱一个人考上了。

“大家都觉得我没什么希望,我那时候不爱准备,照样上班、散步、看小说。”梁柱笑着说。没有接受正规的高中教育并不代表停止了学习。得益于从小养成的自主看书习惯,梁柱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基础,让他在这次考试中应付自如。他说:“书与书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知识也是触类旁通的,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就能举一反三,博采众长。当然我还很不够,但我觉得这样学习很自由,很充实。”

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后,梁柱在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共党史专业,而当时的历史系主任就是中国著名史学家何干之。做出这样的选择与梁柱年少的经历不无关系,因为哥哥姐姐参加革命,梁柱从小就觉得地下党的工作既神秘又神圣。初中时梁柱的表姐也加入了地下党,在帮表姐保存重要文件时,他偷偷地看完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严重的经济混乱,广大贫苦人民遭受着饥饿、贫病的威胁,梁柱参加了当时的“反饥饿”大游行。解放后,梁柱也是学生积极分子之一。这一路走过来,他强烈地希望能够研究中共党史,追求真理:“我们那时非常讲‘相信真理,传播真理’,党的真理和人生的真理是一致的。”

于是,怀抱着这样的愿望,梁柱独自一人离开家乡来到了北京,先乘汽车出了福建省,到了江西上尧换乘火车,上海站转乘,花了好几天时间一路摇摇晃晃北上,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福建省。大学四年梁柱与大多数同期的大学生一样,历经了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虽然读书受到了影响,但“政治上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政治运动中的18年助教生涯

1960年梁柱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要求分配到边疆为祖国服务,“当时是为了求锻炼,都是这种思想啊,谁都不谈工资多少,这是非常自然的。”后来服从组织的安排,梁柱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政治运动不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根本没有人提评职称的事。” 梁柱在北大当了18年的助教。

由于“大跃进”运动和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中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还没安稳下读书做研究,梁柱与一部分北大教员,又被下放到了农村,在昌平区十三陵公社整整劳动了一年。梁柱在讲起这一段历史时,反反复复提起的一句话是:“当时困难啊。”一个月30斤定量,从小受父亲乐于助人的影响,梁柱常常将粮票分给同吃同住的农民,粮食短缺的年份吃野菜也已经是平常事。下放到昌平区的前十个月,梁柱所在的村子没有人结婚,也没有人生孩子。“填饱肚子都困难,营养更不用提了。”

直到1961年政策允许农民自开荒地,饥荒才有所好转。梁柱返校之前,有人结婚邀请他去家里吃饭,他还记得不论谁家结婚都会用白菜、豆腐、粉条和肉片做一大脸盆烩菜,用珍贵的白面蒸馒头。“当时吃上肉和馒头是很不容易的,我在农村吃的那盆菜比今天在什么贵宾楼吃的大鱼大肉都要香。”梁柱想了想,接着说:“尽管那么困难,但当时农民跟党还是一条心的,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农民还是非常单纯的。”

1961年回到学校后没有几年,又赶上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梁柱与其他教员又下乡,在门头沟搞了一年多的“四清”运动,再次返校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1978年梁柱被评为讲师,80年代初成为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副教授,1988年成为教授。在北大任教的这几十年,梁柱心系学生,潜心学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尽心尽力地传授给学生。

梁柱始终相信,作为传道授业的教育者,教师不仅要敢于坚持真理,更应该善于表达真理。而从一个学者的身份出发,梁柱非常看重自学的能力。他希望青年学生能够“独立阅读,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而“独立思考”则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知识储备之上,梁柱强调道:“我觉得第一位的是理论基础,其次是以文史知识为主的各方面的基础知识,最后才是本专业。”他说:“不要把知识学窄了,基础窄,你以后的宝塔尖也会变得窄。也不要把书读死了,只会自己本专业的东西,我看没什么前途。”

反观现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梁柱表达了他的担忧:“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在家庭里过于娇生惯养,出了家庭又缺少必要的锻炼。吃苦太少,手不能提,心里又过多地想个人。我非常担心年轻人眼光太狭窄,关心的事物面太窄。这样的话走不出一条路子来。”梁柱列举历史中志存高远的人物,和现在的年轻人相比较,他有些激动地说:“只想着自己怎么赚钱发财,历史上哪个有作为的人是这样的精神状态呢?理想信念看起来很抽象,但这是人生动力的问题,不能小看。应该承认,有一个好的家庭、一份美差也会是动力,但这种动力是脆弱的。它经不起胜利,也经不起挫折。稍有胜利就会满足,停顿不前;稍有挫折就难以承受,一蹶不振。”

在梁柱看来,一个人以什么样的目标来要求自己,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目标远大、心胸开阔的人来说,任何挫折都动摇不了他,任何成功与未来的理想相比都是渺小的。“既然是北大学生,我觉得就应该有抱负、有关怀人民大众的胸怀、有高远的志向、有高度的文化修养。”梁柱最后说道:“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绝大多数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是北大人的使命。”

幼年时生活颠沛流离,年轻时又历经政治运动,个人的命运糅杂在几十年的历史洪流中,磨砺了梁柱的心志。他关心国家和青年,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育中去。梁柱曾在一篇文章中评价李大钊身上体现了学者和战士两种品质,在表达对这位共产主义殉道者的崇敬之余,他说:“我离这要求还相距甚远,但我愿毕生为之努力。”

记者手记

采访前在网上查阅梁柱教授的资料时,发现绝大部分都是学术性的讲话和讲座,想来应该是一位非常严肃的老师。再加上我只是一个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去采访一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不免有些忐忑。带着心里的“偏见”和“哆嗦”,我打电话预约采访时间,并问道:“需不需要先把提纲发给您?”“不用。我不需要准备。”梁柱教授特别干脆地回答,之后也很快确定了采访时间和地点。

见面后短暂的交流,我的刻板印象即大为改观。梁教授对学生很关切,见面先问我今天是否有课,采访结束时又叮嘱我稿子不着急写成,先做好自己的学业。我紧张的心渐渐放松,就像在听一个长辈讲故事,慢慢感受到一位年长学者的风度和深度。后来为完善稿件内容,需要补采,梁教授也非常配合。初采时梁教授刚上完课,补采的那晚他又有一个讲座。看到已经退休的梁教授仍然积极地发挥余热,他对教育的热情让我感动。

梁教授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讲话非常犀利,认识问题非常透彻,对于某些严肃的问题甚至毫不留情地批评。为师有道,授业解惑,梁教授对青年人的寄语让我受益匪浅。感触更深的一点是,几十年时光流转,不变的是他对做学问的执著,让我真正明白了“履冰问道”这四个字真正的分量。

个人简介

梁柱,1935年12月生,福建福州人。1953年参加工作,1956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60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大学工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2003年退休,2005年被聘为资深教授。现任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副组长,全国高教自考“两课”专家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

梁柱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先后出版的专著有《毛泽东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探析》、《毛泽东思想若干理论研究》、《国民革命的兴起》、《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四项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历史智慧的启迪》等十余部。在各种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两百篇,并从中选编出版了《履冰问道集》。曾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项。

(文/离退休工作部特约记者 马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