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志道】严家炎:儒者风范 士的精神

发布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发布时间:2014-03-12

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一、人生识字忧患始

19331114日,严家炎先生出生于上海宝山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清末取消科举考试之前的最后一批秀才。也正因此,严家炎两岁认字,三岁学唐诗,抗战前夕已经识字近千。到了严家炎五岁时,父亲又请了私塾先生教《孟子》和《论语》。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之下,严家炎作为一位儒者的终身基调已经悄悄奠定。

严家炎人生的另一种底色,也在幼年时埋下伏笔。先是祖父在抗战中为入室劫匪所害,然后是担任中学校长的伯父年纪轻轻患了肺结核,在那青霉素要用金条换的年代,因无钱医治而病故。后来又是十三岁的年纪上,父亲因胃穿孔不治身亡,从此严家炎的生活就依靠母亲种田为生。此外,还有幼年时,他坐在父亲扁担的一端,从宝山一路逃难到无锡,又因为前路被日军切断、只能无功而返的遭遇。19471948年,他又亲眼见证物价飞涨,一个月工资今天还能买一百斤大米,隔两三天就只能买五十斤。成长于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对时事的忧患意识便自然伴随了严家炎的一生。

严家炎跟文学的真正结缘,可算得上是机缘巧合。十二岁那年的暑假,还是初中生的严家炎在表兄刘纪文家见到一本《呐喊》,觉得好像开启了看待世界的另一双眼睛,从此终生都受到鲁迅的影响。除了鲁迅,严家炎后来又阅读了较多巴金、冰心的作品,这些“五四”作家的人文主义情怀让他感动,更让他萌生出动笔写写身边底层百姓的想法。在文学兴趣和现实关怀的双重驱使下,严家炎高二时在吴淞区主办的《淞声报》上发表了两篇小说:《巳生嫂》和《不堪回首》,其中《巳生嫂》是以严家巷的真实人物为原型,讲述一个贫困农民家庭的中年妇女拉扯孩子的艰辛。而另一篇以国民党逃兵为题材的小说《青青草》,曾在学校墙报上发表,却终因有涉政治而无法在报纸上刊登。

1949年上海解放,严家炎暑假没有回家,跟几个喜欢文学的朋友留在吴淞中学一起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讨论了《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年轻的严家炎被这些文字点燃了,希望能够投入切实的火热斗争,去展现那些富有激情的生活。

“年轻人嘛,想干革命。”严先生描述起自己当年的选择,微微一笑。高中毕业后的严家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人生选择。母亲自然是希望孩子能够上正规学校,最好是离家近的复旦大学。可严家炎却认为小说与人情物理相通,跟最广阔的现实相连,因此执意要去上“生活”这所大学。就这样,他报考了在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这是一所致力于培养土改干部的学校,严家炎在那里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还有《土改法》。195012月,他报名参加土改队,奔赴皖北参加了三期土改,后来又被抽调为中共安徽省委“三反”工作队队员,派往铜官山矿务局参与“打老虎(抓贪污犯)”,运动结束后就留在铜官山工作,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六年里严家炎利用周末、节假日以及夜晚空隙时间,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和理论书籍,还挤出时间来读报章杂志,留心苏联的文艺状况,并积攒了大量写作素材。

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却有不和谐的音符悄然传来。1955年最大的事件便是“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先生的老师,讲课既生动又深刻,深受革命大学学生的欢迎,可因为跟胡风通过信,也被牵连进去。“上千人,都是一些文人,好多都是共产党员,就这么被抓了,而且是抄家。这些事情让我无法理解,怎么可以这样子?究竟这些人有什么罪?”经过深思熟虑,严家炎烧毁了工作多年来写的草稿和素材。刚好1956年周恩来在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提出“向科学进军”,顺应这种风潮,北京大学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严家炎就报考了文艺理论专业,被录取后正式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

二、“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

严家炎考进北大时是1956级,但正式入学要等到1957年寒假过后。开学不久,他们就赶上了“整风反右”,北大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和辩论的人群。“反右派”一直“反”到1958年春天,又接上了全国规模的“大跃进”。先是北大四天歼灭麻雀502只,后来南门外又立起一片“土法炼钢”的高炉。1955级的本科生响应上面“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开始写作“红色文学史”,强调文学史的基本线索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1956级本科生则是“拔白旗,插红旗”,针对老专家老教师们的“资产阶级学术观念”和所谓“白专”道路出版了五本批判文集。偌大的北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5810月,由于缺乏教师,中文系找严家炎谈话,让他给留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严家炎本来希望能够完成四年学业之后再去教课,但由于中文系的要求,也因为学位制即将取消,他也就只好接受这个任务,从此正式走上了学术研究道路。

从文艺理论转到现代文学,对严家炎而言自然是个不小的挑战,“更何况入学考试里,文学史这一门我考得最差”。他只好钻进图书馆,从故纸堆里的《新青年》读起。这一读就有了发现,当时流行的文学史著作中,为了贯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往往不顾原始材料,将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划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并认为陈独秀和李大钊当时就已是马克思主义者。严家炎阅读了1915年到1920年间的全部《新青年》杂志,发现当时还根本没有兴起无产阶级思想,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也要等到1919年到1920年的上半年。这就以铁的事实动摇了之前的主流文学史叙述。除了这些发现,严家炎还考察了1918年以后《新青年》文学活动的若干新因素、新变化,找出了文学革命向新民主主义方向逐步转化的标志,即:《新青年》编辑部从规模到影响力的全面扩大,优秀白话文学作品增多,先进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俄罗斯文学。这些想法就汇聚成了那篇著名的论文——《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全文正式发表于1979年的《文艺论丛》第8辑。

这种求实精神贯穿了严家炎的整个学术生涯。而在他心目中,“求实”不仅是要从当时历史资料中寻找答案,更意味着要遵从内心真实的文学感觉。

1958年严家炎被聘为《文艺报》的业余评论员,从此经常撰写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他总是坚持从艺术角度加以考察,将文学作品能否传达真情实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正是本着这样的立场,在当时对《创业史》的讨论中,严家炎才能独具眼光地发现,本着抽象概念塑造出来的正面英雄梁生宝存在着“三多三不足”的毛病,而梁三老汉凝聚了作家对农民的真挚情感,因此成为全书最丰满最具深度的人物形象。

关于《创业史》的这一系列评论文章引起了极大反响,美誉与谤议同时袭来,可严家炎依然不为所动,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样的秉笔直书,正不愧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士”的精神。“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时间淘洗之后,那些当年的争议都烟消云散,严家炎对于《创业史》的评价如今已成为学术界所公认的定论。

“文革”后的严家炎继续以同样的求实态度参与了思想解放潮流,1980年他写作了《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这句话成为当时文学研究界最响亮的口号之一。也是在这种实事求是精神的推动下,他从具体文本出发,为萧军和丁玲翻案,清理了姚文元所谓“双重标准”的荒唐文艺思想。在文艺界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潮流当中,严家炎所起的作用不可谓不重大。

在文学研究界,严家炎的“有点固执”(唐弢先生语)是出了名的。他被岳母赐名“书虫”,被一些人称为“严上加严”,“过于执”,却依然毫不在意。人们只见到他“呆”、“傻”的一面,却不知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里,在当下商品化潮流甚嚣尘上的社会里,这样书生气的“呆”和“傻”为他筑起了一道用以自守的坚实壁垒。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严家炎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战斗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土地上,著作不多却字字句句都是掷地有声。他引领了无数学术研究潮流:80年代初期的多篇“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提出以“文学现代化”和“文学现代性”作为评价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一次提出“新感觉派”的重要地位,成为后来学者竞相追逐的“海派研究”之滥觞;他还主张现代文学史不应排斥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旧体诗词,并不顾世俗目光,以《金庸小说论稿》开金庸研究的风气之先……严家炎并不是刻意要“制造”学术新潮,而是脚踏实地、默默耕耘,在不经意间就走到了队伍的前头。

三、这个世界会好的

“文革”中的严家炎,像那个时代所有坚持操守的知识分子一样饱经磨难。他先是被中断了一切教学和研究工作,后来又因为支持“中间人物论”而被作为“文艺黑线人物”揪出来批斗,发配北大附小和圆明园劳动。1968年,本已暂时“安全”的严家炎看到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北大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一系列混淆是非、诬陷好人的行为,深深感到煎熬和自责,于是向组织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讲真话”交心,表达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结果他因此又被打成“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来更被荒唐地宣布为以吕乃岩为首的跨着对立两派的“中文系五人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第二年被发配江西南昌鄱阳湖畔劳动。

“文革”结束后,几经跌宕的严家炎并没有失去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和热情,他一方面拼命工作,希望追回“失去的十年”,另一方面更是竭尽所能培育学术研究的新生力量,做好现代文学的“保姆”工作。

严家炎从未离开过现代文学研究这片热土,他的弟子也已长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将现代文学研究的纯正道统和独立品格薪火相传。这也就正应了他最初两本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的名字《知春集》、《求实集》——从“春华”到“秋实”,八十岁的严老已是硕果累累、桃李天下。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问学求实录——庆贺严家炎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中,收集了曾受教于严先生二十三位研究生和博士后的论文,如今他们都已经是现代文学学术界的中坚力量。正所谓“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这样的欣欣向荣局面,与先生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严家炎于2001年退休之后,手头的研究工作却并没有停下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刚好可以实实在在地做一点事情”。这就有了由严先生牵头、多校中文系合作,历时八年,终于在2010年面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三册沉甸甸的大书强调文学研究的原创性,“不肯走现成的捷径,依然从发掘、占有相关的原始材料做起”。在当下新兴理论爆炸、研究陈陈相因、学术泡沫泛滥的研究界,这样勤勤恳恳、“八年磨一剑”的成果是极有标杆意义的。而在这部大书的后记中,严家炎自述写作过程的艰辛,他在年老体衰、视力下降的情况下,不仅亲自撰写其中重要章节,还负责全书的统一修改,这样的精神不由得人不为之震撼,更成为鞭策年轻一代的强大动力。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严家炎就曾参与编写唐弢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编写这套后来曾获首届国家优秀教材奖的文学史过程中,唐弢先生一再强调翻阅原始材料的重要性,“要翻阅期刊,以便了解时代面貌和历史背景”,更曾经因为每天工作到三四点而突发心肌梗塞住院。这样一丝不苟的学术品格,通过一代代老先生们流传下来,这是我们弥足珍贵的财富。

访谈过程中,严家炎说起当年担任中文系系主任时,全系一年经费只有六千元的困窘、90年代贪腐现象的泛滥、当今商品化和市场化的风潮,忧虑都写在了脸上。他甚至曾一度因为现实忧心而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我们问起老先生对于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解,先生认为这绝对是应该做的,要努力做到让公民主动监督我们的政府和社会、让政府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我还是有信心,这个世界会好的。”而建设美好未来的任务,则落到一向“敢为人先”的北大学子身上。“北大学生要踏踏实实、不能投机取巧,不要沾染商业风气。”先生的话语依然质朴,却是最不能忽视的真理。

人物简介:

严家炎,男,193311月生于上海。1950年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赴皖北参加土改。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肄业,后留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2001年退休。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丁玲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文学学科评议员、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

严家炎多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金庸小说论稿》、《求实集》、《知春集》、《问学集》、《世纪的足音》、《五四的误读》、《严家炎论小说》、《考辨与析疑》、《史余漫笔》及主编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


采访手记:

在人文学术界的那些传说里,严家炎先生是人如其名的“严上加严”。因此,作为晚辈的我们,在见到先生之前自然会有些紧张。可当我们踏进那个洒满阳光的客厅,却发现这位三十岁前便已声名远扬的长者是如此亲切随和、平易近人。而采访过程中,严先生的夫人卢晓蓉女士不断微笑着给先生添茶、提醒先生休息,这样夫妻相伴的岁月静好也着实令人心向往之。两个半小时的访谈里,我们坐在严先生对面,聆听他谈起饱经忧患而又硕果累累的一生,直陈对于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的看法,表达对于年轻一代北大学生的希望。先生的语气温和而坚定,讲到动情处甚至眼含泪花。“做人做事都要脚踏实地,不要在政治化和商品化的风潮中迷失方向”,先生不断这样强调。北宋大儒欧阳修有言:“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在浮躁的年代,严家炎先生却始终坚守本心,静下心来读书,潜下心来育人。他的身上散发着恬然自持的温润光芒,让我们深深为之倾倒。我们终于明白,什么才是儒者风范、士的精神;我们更加明白,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进,才能无愧于严先生的期望,无愧于一个北大人的称号。

(文/离退休工作部特约记者 罗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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